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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三年 （1991），尾和俊治进入他人生的第七十八年，这年的日本乍看与往年没有太大不同，日立的巨型广告霓虹还在四丁目的十字路口闪烁；涩谷女孩提着资生堂的纸袋挤在百货柜位前，试用颜色差不多的口红；六本目的夜生活从街灯还没亮起就挂出招牌，直到街灯都熄灭了，还有许多青年聚集在酒吧门口。可从去年的股市崩盘，再到许多地方银行接连面临并购，此时就连对局势不敏感的津美都隐约感觉，经济泡沫在表面依旧繁荣的城市上空，似乎一颗颗开始破了。
丈夫的老去不是一夕之间的，但今年似乎特别明显。遥想战争结束那几年，全国经济体进入史无前例的弥留，当时许多工厂被炸了，工人们无处可去，日本不得不依靠战胜国的援助才能勉强维持粮食与就业等问题。打了败仗的军员遭到国民唾弃，国家不再需要军人，尾和俊治也不再是尾和中佐了；对人民来说，是军国主义的一意孤行导致大日本遭受足以灭国的攻击；几年冲阵前线又稳守驻地的日子，瞬间变成一场羞于启齿的梦。那场梦缠绕在溃败成烂泥的树根中，带着负罪的耻辱沿途生长，挡住俊治往前走的每一条路，和他同样不可幸免的，自然是身为妻子的津美了。只不过当年两人都才三十几岁，即使全然靠着配给的粮米过日子，或出门被指责是伤害国家的元凶，津美都知道会好起来的，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真正的生活才要开始，从每天还剩下几粒米可以煮粥开始；从清晨五点排队领粮、红薯米糠都是奢侈开始。哪怕近年让津美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切或许从她追随丈夫前往三号壕舍，却再也离不开那里时便已经开始了。但至少她知道，这些不过都是个开始，是从峡谷的最深处慢慢要往外走的开始。
“啊，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很快，你要相信。”那段时间俊治最常对她说的话就是这句，他相信自己没有被国家抛弃，是的，他们失败了，还输掉了包括朝鲜、南桦太、关东以及台湾等灌溉多年的海外据点，可是最强的主干并没有丢失，他还愿意为国家再努力一次，一次不够就两次。
一直到战后第六年，俊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大量投入的外资逐渐让日本从弥留中苏醒，拥有收入后的他也确实很努力，从最贫乏的经济支持——钻研像钢铁、汽车这类的产业股——再到倾注投资，新干线开通那年，两人扩建了自己的房子，俊治每天只要在电光板前坐上半小时，最后看一眼成交量就知道应该将钱投去哪里。津美每月能往母亲的户头上寄钱了，而且是足够她与继父享受退休生活的钱。股票市场稳定后，俊治开始投入房地产，他会指着新干沿线的老住宅区，对津美说，“津美，你可要看好了，这片地不用三年就能够翻倍，不，我想啊，根本不用三年。”事实证明丈夫总是对的，他们从小公寓换上一户建，又从一户建搬至带庭院的平层大宅，那场战争彻底过去，津美也总算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两人不止一次讨论过孩子的问题，培养下一代是延续国家繁荣不可缺少的种子，津美自然知道这个道理，可她还是一直在偷偷避孕，避孕的理由不是日本还不够强大，而是她相信不论国家贫穷还是富裕，她的孩子似乎都逃脱不了一种在内心不断长大的东西，她觉得自己赌对了，因为那东西正随着平成的溃堤找上了尾和家的住居，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说不清它是在战后跟着他们一起回国的，还是自她母亲，甚至她母亲的母亲出生时便如影随行。
明治五年，《芸娼妓解放令》将时年十四岁的外祖母从游廓区释放出来，这是日本走入真正文明的第一步，就连俊治都说过，明治维新后的女人无比自由，她们的身体不用再被当成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了。可是，多数游女往往因父亲身份不明，又提供不了身元保证人而无法上报户籍，外祖母也是其中之一，她被卖到游廓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离开游廓后也正式成为社会上“不存在的人”。她无法正常工作，为了糊口，在渔民的介绍下登上前往大阪的渡船，开始到石桥町、瓦町一带的店铺替人洗布衣维生，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几周就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她又去到堺的盐场打短工，在那结识了大两岁的“哥哥”，之后两人沿着纪州街道继续向南走，到海边清理渔网，还到过泉州替居民晒谷，这些工作不需要力气大的成年人，也不会询问过多来历，只是如若气候更替、当季的农事告一段落，他们又得继续上路了。后来哥哥辗转在神户一间洋行找到了使役的工作，外祖母也在一座大户人家获得短期佣工的机会，这户人家的主母长年卧病，几乎不曾露面，事务全由男主人与管家出面，几个月后，外祖母肚子里意外有了津美的母亲，她被迫背负起淫乱的丑名，自然也无法追究孩子是属于主家的还是管家的，被赶出去后也彻底与哥哥失联了。外祖母回到大阪北部，在一排废弃长屋里生下孩子，那个孩子同样无法获得户籍，接续了与她母亲同样空白且无名的生活。
许多年后，每当三号壕舍的记忆再次浮现，毫无选择的钳制感总会迎面向津美袭来。她意识到那段外祖母所经历的种种，何尝不是所有游女共同的命运，她们不是被解放的，而是被放逐、被不要了，这些被放逐出来的女人，被迫在各种不为人知的地方生下一代又一代，从明治到大正，再从大正繁衍到昭和，所以才有了她母亲，也才有了她自己；那么，她们又何来俊治所说的自由呢？甚至这种与自由相反的感觉，她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
“日本就要在平成面临亡国了。”俊治关掉日经新闻的晨播前，津美听到他这么说。
关东大地震隔年，据传因灾后感染或抑郁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地震当时还多上数倍，外祖母和她与生俱来的不幸没有幸免。五岁的津美跟着同样没有户籍的母亲离开已经坍塌一半的长屋，沿着堺将外祖母打工的路重走了一遍，去一些不需要担保人和户籍的地方，替人照看鸡场，或者晾晒稻谷。严格来说，津美的母亲是直到自己的妈妈过世后，才开始练习成为母亲的，她带着津美走过每片晒谷场，将津美放在最不碍事的空地上，给她一根树枝，或一块主家舍的糖，做到雨下了、天黑了，两人再一前一后走回家。吃饭时母亲把半碗饭推到两人中间，再用筷子把米划成两半，敲敲碗，确认津美把饭勺拿稳了才舀起第一口饭。纳屋的木板床只有一条薄布作被子，也是一人一半，夜里津美翻身，母亲就跟着翻；每每津美起夜，母亲便让她抓紧裤腰线，赤脚在黑暗中摸到女儿的鞋，一同到侧间小解。如同母亲与她的母亲，她们没有哪天特别亲近，也没有哪天曾经分开。
后来山口健良出现了，身为地方志的灾后记录员，他以一晚一圆从母亲口中买走外祖母六十六年的故事，总共五圆。来年他将母女接回大阪市区定居，“你们的生活会变好的。”并把这句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津美，也让津美成了几代以来第一个拥有户籍的孩子，同时也拥有户口簿上的父亲。于是津美能够独自享用半碗饭，还有自己睡觉的地方了，那是块用碎布帘子遮住的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每当她平躺下来，从布帘底部便能看见一胖一瘦的身体在另一间卧室的矮板床像两条湿漉漉的蟒蛇缠绕在一起，这时她会把身体翻过去，用棉被捂住耳朵，企图阻止床板挤压的震音在两间房里弹来弹去。“有了户籍，你才是被国家认可的人，然后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和山口一样，母亲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旦山口在餐桌上多看了津美一眼，母亲当晚便命她把衣服脱下来，熬夜缝好她每一件袖口的缝线；若是山口看都不看了，母亲就叫她坐直一点，筷子拿稳些，甚至站起来从她身后环视一圈，看她裙子摆正了没，双腿并拢了没，直到山口轻咳一声放下筷子，母亲才越过津美前去收拾。
重建工作到昭和初年告一段落了，山口所属的报社大幅缩减灾后相关版面，稿费锐减到只有灾难发生时的一半，他逐渐回到遇见母女前的生活状态，写些小篇幅的地方人物志，可彼时不管灾难还是历史都不值钱，紧接而来的金融风暴更是不可预期地袭卷，先是银行，再是报社。一开始，稿费晚了一个月、两个月，后来长达半年。最早发生变化的是白天，山口依然很早起来，却不再急着出门了，他身着正装坐在矮桌前，将背后母亲递上的报纸翻了一遍又一遍，企图找到由他撰写的那块内容，却未必每次都能如愿，若是找到了，再一个字一个字去细数被累积欠下的稿费，并将它记到账本里面。此时津美会主动坐到一块不碍事的榻榻米上，手里一碗热粥，拌上一片泽庵，等到山口出门，母女才跪坐到矮桌边，母亲会将山口吃剩的鱼肉倒进粥里，分给津美一点，自己吃一点。后来，鱼肉许久不见，就连鱼干也被海菜取代了。即便如此，义务教育与山口对基本文化的坚持，还是让已然拥有户籍的津美断续认了几年的字，她虽然没有念完该有的学历，却会写出自己的全名了。
山口 津美
津美
山口
津美山口
山口津美
山口津美
山口津美
山口津美
山口津美
她每天都将这四个字练习好几遍，母亲说，她是山口家的山口津美；山口说，她是日本国的山口津美，即使后来她从山口津美变成尾和津美，这四个字依然会反复在她梦里出现，同时也在三号壕舍那片壁岩上出现。九岁左右，她开始能辨认报纸上时常出现的字了，母亲虽不识字，但她会随手指着山口写下的文志，问津美说，那是什么。津美从一个字、两个字结结巴巴地念，到能清晰念出文志中大部分的内容。正如母亲所言，她确实越来越接近一个日本人该有的样子了。不知何时开始，山口也不再接受由母亲递过来的报纸，他要求站在身后的人必须是津美，要求津美将他写下来的账目清楚、大声、完整地念上一遍。
白米 三圆二十钱
细盐 五十钱
灯油 三十钱
酱油 四十钱
“当然了，还有在津美生日时买的裙子，就这件，可是花了我七圆，这些是你们母女整个月的花销，来，你照着上面再念一遍。”然后，山口会转身抓住津美的小腿，把她拉得更近一些。
往后的日子里，山口的文志一个月也刊登不了一篇，再来报社被并购了，不再需要记录文史的人，他开始替人代笔，为不识字的人家写账本、抄祖谱，他依然整装提笔，对日本文化满怀热情。可除了采访委托，他几乎不再出门了，他要求津美每日跪坐在身边，希望她念出文字时要贴近他耳边，也提醒她裙子可以再短一点；当津美离山口越来越近时，母亲也离她越来越远。津美是在某次山口纠正她坐姿时意识到这件事的，当继父从身后抓向她的大腿，要求它们合得再拢一些时，原本代替她站在不碍事的榻榻米上的母亲，早已不在那边。津美收回余光，很快对上那双从侧身看过来的眼。她先是被山口呼出的热气捆得动弹不得，几秒钟的时间，一滴眼泪不小心从她眼眶掉下去了，砸得那双大手立刻离开她的腿；又几秒钟时间，贴在背后的人也走远，走进母亲所在的卧室里面。原来哭是有用的，津美以为，终于她瘫坐下来，啪哒啪哒掉下更多的泪。
“现在说这些事有什么意思？你说，有什么意思？”平成三年底，消息传回大阪，俊治将手中的报纸揉成一团，丢向墙壁。第一波来自大韩民国的诉讼赶在日本经济全面失控前，走进了东京法院。
回想起来，母亲的声音似乎是从那段时间起，便越来越少在屋子里出现。不算宽敞的起居室只有山口坐在矮桌前，津美跪坐在旁边。她原本以为能用哭泣来拒绝，可后来发现，她每哭一次，母亲身上的伤就会更重一些，有时候是手臂，有时候是脸。“你是山口家的女人，我也是，离开这里，我们又什么都不是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吧，我的好津美。”后来她当然知道了，知道母亲什么样的眼神是提醒她将眼睛闭上，什么样的点头是庆幸着她没有后退，津美遵循母亲的脸色按部就班地顺从，她清楚得很，身为山口津美该做的无非就是等，等到继父的目光从起居室里移开，等他转身走进母亲所在的卧室，然后她会躺回属于自己的榻榻米上，转过身体不听布帘外的响声。每当她忍不住又想翻身寻找母亲，母亲也总会透过布帘下的缝隙，用唇语告诉她，“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变好的。”
要说津美是何时真正进入日本国的视线，就是她十七岁这年了。昭和十年春 （1935），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已满三年，当局正沿线召兵以备作战，同时清点能够被战时使用的资源，于是山口过去在地方文献中提及的几起违纪事件也被翻上台面。最先上门的两名警察拿出一摞文卷，上面有许多津美没看过的字眼。年轻的那名接二连三发问，山口却不一定能答对，毕竟许多事已经过了好多年，可无论他说了什么，对方都始终埋头在写。另外一名年纪大些，眼神不断扫视津美，离开前他拿出自己的记事册，问题只有两个：“报户籍了吗，她今年几岁。”三天后，与备战动员令一同过来的，还有年轻的一名军中大尉。“内助之功属大日本帝国安排，请山口先生配合。过往事件因年代久远，当局不另追究。”
如今的津美早已不再将自己的人生与日本国荣耀并列了，可她当时自然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没有人来问过她的选择。于是她在国家的分配下成为军国主义编制下的军眷，成为即将被封为少佐的尾和俊治的妻子。“女人对国家而言无比重要，也幸亏健良是个学者，否则以我们的出身，你又如何配得起日本国呢。”为了稳定战备资源，也立刻阻断山口丑闻风险，山口津美只用了几个月便成为尾和津美，而后进入国防妇联会，开始学习如何成为日本军人的妻子。她们要学的并不是如何爱国、如何牺牲，而是如何站在她们的丈夫身后，双手交叠的高度不能贴近胸口，如果听到丈夫战死的消息，也不能露出会让人感到麻烦的表情，送行时更是不能回头落泪。
辛苦您了
承蒙关照
为了国家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必挂念
请多保重
我们会在后方努力的
与她的名字一样，战前那两年津美将这些句子天天书写、时刻背诵，并且逢人便说。她们只能回答，不能询问，做为军人的妻子，任何言行都会影响到他人的判断，唯有沉默才是美德，这是妇联会里反复强调的，也是津美在这里学到的第一课。可后来她才发现，沉默其实早被她练习成自己的本能了。她没有去想当时的日子是否比之前更好，她只想到自己与外祖母、母亲，乃至山口或俊治其实都是一样的，生来就是站在被排好的位置上，只是有人站得前面点，有人靠后。“国家会安排好所有。”时至今日，即便俊治曾被国家放弃过，他依然会对津美这么说。
两人是在战争晚期收到调动令的，由于前一年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导致前线全面失守，津美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恐怕早已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至少对于国境内来说是如此。于是大批的军员被指派到海外各据点安抚民忧，津美也以军眷的身份随俊治前往台湾花莲，俊治需要毫无后顾地驻防操演，让当地人看见日本胜券在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津美则以后勤的姿态稳定当地秩序，探望及慰问当地人的生活，让百姓的日子如常、照旧。那是一座被山群流水围出的部落，名副其实就叫水源村。在津美的记忆中，水源村时常在下雨，她虽然只在那里待了两个雨季，身上的衣服却几乎没有干过。一直到离开，她仍听不懂一句山里人的语言、吃不惯山里种的食物，可就是她们那双眼神，还有那座日军称为三号壕舍的山洞，都与她对视了半生，或者更久。
适逢战争结束五十年 （1995），大阪、神户等地被剧烈的摇晃震醒了，津美和俊治所在的地区并无发生太严重的灾情，但是神户在电视里持续燃烧，西宫也不断坍塌，被削成片状的岩壁顺着谕鹤羽山体滑向路面，车道被撞出几个黄土大坑，断层带更是直接将淡路岛北部劈成两半。战争又回来了，这一次它会把日本完全剖开，津美看到那些画面时是这么想的，埋在地下的丑陋的泥石、断裂的地基和冒烟的管线全都曝露出来，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路边，男人灰头土脸指挥推土机的挖掘，空气里全是沙子，透过镜头就是一层层扑面而来的硝烟。而所谓的泡沫经济，也在这段日子里几乎破完了，几十年来筑垒的富丽堂皇的金融圣殿重回到战败时的原点，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俊治本就明显衰老的体力在这几年每况愈下，某天开始他便无法好好走路了，哪怕只是卧室到厨房的距离，都得捂着胸口、走一步退两步，时常走着走着，他就顺势跌坐到地上了，用力拍打榻榻米，等待津美前来搀扶。津美的视力也没有从前那般好了，她从丈夫身上看见关东灾后死去的外祖母，他们的体内可能早就烂光了，全靠一张还在坚持不枯的表皮带动着四肢，每天咳出红、褐色不一的湿痰，水分随着湿痰一点点抽干身体，他们都不是被地震压死的，可最后也许都会因为地震而死去。俊治还是每天亲自到银行清点一遍自己的存款，原来十几分钟的路程，他走了一个小时，有时干脆坐在路边不回来了，每当天快要黑了，津美才会出门沿路找寻。那些数字他从来不让津美过问，只要确认存折还刷得出来，数字没有减少，确认那些国家需要时他甘愿掏出来的资产还印在房产与证券户的本子上，他才能放心回家坐下来吃几口饭。
灾后的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事件紧跟其后，那些确信唯有末日才能够解救日本国的高知识青年，在经济局势失控后，终于受够了上一代、上上一代人用财富建筑的虚假世界，并要求他们这一代人也必须用学历与物质去承担所有责任，承担现在几乎溃疡的经济系统，“让他们在这一刻死去，是为了让灵魂进入更高的境界。”真理教团的高层在事后提出这层理论，类似的话，津美也是听过的，可她一时想不起来了。
几个月后，中国随着韩国与菲律宾的脚步，以万爱花为首的诉讼团队也踏进了日本的国门。“为了维持战后的和平与稳定，诉求权应予以否决。”俊治闭坐在床上倾听，点头同意日方律师的宣言；津美放下筷子，凑近电视眯着眼睛，那些法院外高举招牌的人和她们长得很像，头发虽然白了，瞳孔还是黑的；她们又不完全一样，至少中国话过于标准了，并非当时在水源村的女人。这群年纪与自己相仿的老妇们，有几个甚至都举不起一个写上“道歉”的牌子，却还是抖着手臂在撑。从韩国、菲律宾，再到中国，津美突然也想知道，那些村民后来过得怎么样了。
她是到很后来才听见训练兵称呼她们为“战时可用的资源”。当时水源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指派下山修建铁路与防空壕了，呼应国家出征的也不在少数，只留下一名年轻的原住民通事负责作翻译。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孩子则留在山上打扫排水沟、替士兵煮菜烧水、清洗被褥衣物，许多时候更要搬运大袋的粮食，两两一起、或背或扛地搬至存放粮袋的三号壕舍（几次台风后仅剩的一座壕舍），津美则站在壕舍洞口作清点。“我们会在后方努力的。”她谨遵这些年熟背的教条，对着俊治说道。即便语言不通，但女人们的作息早已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天还没亮，后勤兵会把所有人都叫醒，种菜、摘菜、洗菜、煮菜、把壕舍打扫干净，等到午后粮资上了山，她们才会开始粗重的工作。因为语言不通，她们不被允许互相谈话，任何事情都要透过通事人员呈报。她们的头发永远是乱的，指甲永远是黑的，额头永远是湿的，脸上也终究是同一副表情。津美不同，她必须以榜样之姿站在她们前面，穿戴整齐且干干净净。她有时会看见那些女人透露的疲惫，还有未成年的孩子试了几次都扛不到背上、最后只能用双手在地上拖拽的麻袋，这时她会用日语告诉对方，“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变好的。”
原田雅彦在长野冬奥委会夺冠这年（1998），津美真的以为一切要变好了。当天全日本盯着原田在空中划出长长的弧线，完美落在雪台下方，日之丸的国旗从他身后缓缓升起。街道上、酒吧里的人几乎疯了，连整日未曾进食的俊治都主动找津美喝了两杯。那半个月可以说是日本在经济衰退后最狂热的半个月，日本会重回世界的舞台，而且站在最中心的位置，所有人都是如此确信。隔月泰坦尼克号上映，每个人拿着手里的票栽进电影院，原本近乎昏迷的国内消费群完全苏醒了，一张座椅能卖两张票，他们三五成群挤在一起，看着那艘大船缓缓在北大西洋的海面沉没不见，看了一遍又一遍。津美没有进到戏院，可是能看见街口的电影院随时都排着队，那艘船与船上的男女主角贴满街道各处，“你看吧，一切都会变好的。”俊治兴奋地指着报纸，那天他红光满面，晚餐又能多吃几口饭了。可是，几个月后他还是倒在了津美面前，并非因为荷兰对国际组织表达要求日本赔偿的事传回境内，而是韩国在平成四年又一次的诉讼 （1992），法院直到今年才宣判日本败了。（注）
“我们怎么会错呢？你说——你说津美，现在怎么会说那是错的——”俊治的话没有说完，人就倒下了，之后他连下床都很困难，作息全靠津美一个人打理。
当时津美就从士兵和俊治的脸上感觉到战事已经吃紧，比他们来到台湾前更糟了。他们的焦虑几乎表现在水源村的村民身上，津美发现她们身上开始有伤，伙食也大幅减少了。有时她会看见几个女人躲在壕舍后面互相包扎，米袋的捆绑处也出现深浅不一的血痕。一开始她记得，任何伤口都需要透过后勤兵呈报的，于是她将看见的都记录下来，可是后勤兵似乎从不曾转告，几次之后，她便学会视而不见了；因为人员受伤而少搬了几桶水、几袋米这些事，只要不影响当天的程序，她也当作是准时完成了。即使后来情况更不同了，她都依然相信他们会处理好的，就像当年的母亲总是可以处理好一切。
津美从来没有问过妈妈，自己的父亲是谁，自小她就默认女人是能突然怀孕、孩子是会突然诞生的。即便后来上过课也熟读报纸，她依然未曾去纠结。可当水源村第一名怀孕的少女扛着米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对视而不见这件事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她将目光停留在少女身上超过了三十秒的时间，接着把她肩上的米袋取下来了。下午部队依然前来点名，其中有四个女人被叫到壕舍集合，那名少女也在其中，却把劳动编号牌掉在了她时常坐在那缝麻袋的工位，十几分钟后津美才发现。她拿起编号牌跟了上去。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进到壕舍里面。事到如今，她依然记得那四个被大手固定在石台上的身体，记得她们的眼睛像母亲一样，正越过压在身上的身躯看向自己，她们惧怕、愤怒，却无能为力。而津美被钉在原地，她听见喘息，听见哭音，听见壕舍顶的水流一滴、两滴、三滴落到头顶。然后她说话了，和母亲一样用的唇语，这么黑，她不确定女孩有没有看懂，或者有没有看清。“一切都会变好的。”她将食指立在唇中，缓步退后，退到不会有人看见她的壕舍外头。
平成十一年 （1999），全日本都在讨论关于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八十六岁的俊治下半身已完全瘫痪，话也说不出了。
据传诺查丹玛斯在二十多年前就预告了世界将在今年七月迎来末日，名为安哥鲁莫亚的恐怖大王会降临地球，届时所有的生物都将遭受毁灭，当年毒气事件的真理教会也声称，唯有自己的教团能够抵挡这场浩劫。七月已经过去一半，水源村的妇女们却比末日先一步到来了。当屏幕下方的字幕滚动到一半时，俊治艰难地把手从被褥里伸出来，双目圆睁，嘴角喷吐着唾沫，他似乎想说话，指着屏幕许久却没发出声。镜头前的老妇们和之前那批中国人一样，手上举着各种颜色的牌子。还是又见面了，津美想着，她们终于离开那座充满湿泥与水洼的漆黑壕洞，从当年的满目疮痍中远道而来，这五十多年走得她们头发花白、步履蹒跚，且打着口号在讨回“公道”前不再回去了。
然后津美看到了，某台轮椅上的佝偻老人正是当年那名怀孕的少女，其身后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手里高举着牌子要求日本出面道歉。女人身旁还有一名女孩，眼睛大大的，很有灵气。津美是先看见女孩才认出老人的，她自女孩的轮廓中看见当年背着米袋的少女；自女孩纤细的脚踝看见小腹已轻、光脚从壕舍走出来的少女。津美戴上垂吊胸前的眼镜，弯下身躯，对着电视走过去，她把手贴到屏幕上，触摸老人的脸，触摸女人的脸，再触摸女孩的脸，“啊，俊治我们要是有孙女，想必也是她这般年纪。”而老人的眼神早已不似当年那名无措的少女，她稳稳地对着镜头，大胆地、直勾勾地看向电视前的津美自己。“我们不会要求任何赔偿，唯一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道——”整点的壁钟报时突然响起，津美吓了一跳，尖锐的钟声把电视音量盖过去，她抚着胸口，侧耳去听，三、四、五、六、七、八、九，翻译员最后说的什么没注意。津美揉揉膝盖直起身体，扶着腰把电视关了，“我们应该要睡了。”她回头，俊治慢慢把眼睛合上，面无表情。
俊治的药盒放在原来的位置，她要去倒水，走几步想起来今天已经喂过两次。水壶在灶台上尖叫一段时间了，她一边搓手，一边对掌心呵气，迈着小步巡视屋子一圈、两圈，把每道门锁试了一遍、两遍，最后才去关上炉火，回到卧室。她掀开俊治身边的被子，对他说了句，“那么，晚安了，一切都会变好的。”接着她钻进被窝，一觉醒来，国家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她闭上眼睛，和许多晚上一样，睡着后回到壕舍里，岩壁上密密麻麻写满自己的笔迹，山口津美、尾和津美、山口津美、尾和津美，山口津美......然后俊治说，可以回去了，把物资都清理干净。他擦亮一根火柴，把烟点了叼在嘴里，再将火柴丢进沼气。于是津美醒来，睁开眼睛，顺势摸向身旁的俊治，发现他已没有了呼吸。
水源村日军军用仓库遗址
注：原1998年宣布胜诉的釜山慰安妇诉讼案，又于2001年被广岛高等法院以“宪法并无要求国会必须制定慰安妇补偿法律”推翻。直至2007年，最高法院驳回各国所有相关诉讼，日本司法的大门将永久对其历史事件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