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4天

《牧民第一》第4节“十一经”

原文阅读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右十一经。

字词注释:

[1]错：通“措”。安放，处置。

[2]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涸，干枯，枯竭。府，古代收藏财货、文书的地方。此指收藏东西的地方。一说此二句，“积”下当有 “食”字， “藏”下当有 “富”字。

[3]下令于流水之原：即政令顺应民心，民则顺从如流水。此句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比喻政令顺应民心，易于推行。流水，在此指民众顺从。

[4]使：使用。官：在此指职位、岗位。一说为“官府”。原，同“源”。

[5]复：可以重复的事情。在此指不欺诈民众的意思。

[6]有德：能躬行实践而有所得的，称为“有德”。也可泛指有德行的人。

[7]五谷：五种谷物，一般指黍、稷、粟、菽、麦等。此处泛指各种粮食。

[8]六畜：马、牛、羊、鸡、狗、猪。在此泛指各种牲畜。

[9]各为其所长：使百姓各尽其所长。

[10]信：守信。此处指兑现。庆赏：奖赏。

[11]偷：苟且。一世：一代。犹如说“短期行为”。诸侯世代相及，不可偷取一代之苟安而不顾其后。一说“世”疑作 “时”，以音近而讹。

[12]士经：当作“十一经”。古代竖写，“十一”并作“士”。指上文所说的十一项治国要略。

译文参考: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颁发在事物根本的位置上，把人民安置在没有争执的职位上，使人民清楚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不追求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不立足于难以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把政令颁发在事物的根本上，就是政令要顺应民心；把人民安置在没有争执的职位上，就是要人民各尽所长。使人民清楚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要申明刑罚；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要奖赏信实；不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就是要度量民力；不追求不应该得到的利益，就是不用人民所厌恶的方式去强迫他们做事；不立足于难以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的侥幸；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国家就会安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会富裕；政令顺应民心，威令就能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器用就能齐备；申明刑罚，人民就会远离邪恶；奖赏信实，人民就会不怕危难；度量民力，事情就没有不成功；不用人民所厌恶的方式去强迫他们，欺诈虚伪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的侥幸，人民就没有怨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会拥戴君主。

      以上是“十一经”。

核心内容解读

      第四节“士经”，当作“十一经”，为《牧民第一》的第四节，主要阐述治国驭民所需要的经常性措施。从官吏选择到政令施行，提出了十一个方面的要求，具有微观性和操作性。前半段像是经文，后半段像是一句句解释经文。

        “错国于不倾之地”，将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指的是“授有德也”，就是把官职授予有德之人。因为“授有德则国安”，把政权交给有德之人，他们不会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欺上瞒下，里通外国，国家就能安定。“积于不涸之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库里，指的是“务五谷也”，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藏于不竭之府”，把财货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指的是“养桑麻、育六畜也”，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发展副业。“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努力从事生产，粮食就会充足，人民就可以富裕。“下令于流水之原”，政令下达在流水的源头，指的是“令顺民心也”，就是要使政令顺应民心。“令顺民心则威令行”，法令能顺应民心，就可以贯彻下去。“使民于不争之官”，这里的“官”是事务的意思；把人用在无可争议的事务上，指的是“使各为其所长也”，就是让他们各尽其所长。这样他们做起来顺手，就不会不高兴，也就不会有争议。“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

      “明必死之路”，向人们指明犯罪必死的道路，指的是“严刑罚也”，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公平性，不让任何人有侥幸心理，以为犯了罪可以躲过刑罚。“严刑罚则民远邪”，刑罚严厉，人民就不会去干坏事。“开必得之门”，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指的是“信庆赏也”，就是奖赏要信实，承诺的奖赏一定兑现。“信庆赏则民轻难”，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

      “不为不可成”，不勉强去做办不到的事，指的是“量民力也”，就是要考虑民力是否能承受得起。“量民力则事无不成”，考虑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求不可得”，不追求得不到的利益，指的是“不强民以其所恶也”，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处不可久”，不立足于难以持久的地方，指的是“不偷取一世也”，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去做冒险的事。“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行不可复”，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指的是“不欺其民也”，就是不欺骗人民。骗骗老百姓一次、两次可以得逞，但老百姓不可能永远被欺骗。“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王。

        这一章和前面第三章，中心思想都是“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形势解》中有一句话：“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所谓的政治权威，皇帝也好，总统也好，有人拥戴，就有权威；丧失了民心，权威也就没有了。清王朝失去了民心，末代皇帝溥仪下了台，就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毫无权威。

        要顺民心，民心离不开“欲”字，所以就要给予，满足人民欲望。给予人民想要的，他们自然高兴；拿走人民的东西，他们自然不高兴。于是，统治者就要在“予”和“取”之间平衡，“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不能只取不予，而要以予为取，先予后取。不论是治理一个国家、地区，还是一个企业，都不能杀鸡取卵，而要放水养鱼。只有做好“予”，才能实现持续地“取”。

      这种在国家治理中平衡予取的思想非常可贵，体现出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不过，在管子时代，统治者“予”的目的是“取”，“予”是实现“取”的手段；而当今时代，国家治理的目的是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予”和“取”的平衡和可持续，既是手段，更是目的。

背景知识

管子到底算哪个学派？

      《管子》的内容非常庞杂，其中有道家之言，有儒家之言，有法家之言，有墨家之言，有名家之言，有兵家之言，有阴阳家之言，有农家之言。管子究竟归属哪个学派呢？《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唐代编的《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法家。自此以后历代官志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把《管子》列为杂家之书。所以管子算哪个学派有三种说法。

      《管子》的哲学思想确实接近于道家，但是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管子在政治上虽然也说“无为而治”，但实践中在政治上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主张通过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来建立“王霸之业”。他将自己的这套主张用来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讲过：没有管仲，就不可能有齐桓公的霸业。若完全“无为而治”就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显然将《管子》归入道家是说不通的。

        唐人修《隋书》时，又把《管子》归于法家。因为其中很多文章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包括许多具体的治国方术。例如《管子》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是《管子》又不主张完全依赖法治，强调治国要顺民心，利民生，强调富民、爱民、亲民；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法家不会讲这些的，认为这些很虚伪。韩非子骂起孔子、孟子来是毫不客气的。法家主张君王享有绝对的权威，管子则不赞成，认为“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管子》的治国方术是主张“礼法并用”。这显然不是纯粹的法家思想，明显糅合了儒家思想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入法家。

      既不属于法家，也不属于道家，归入杂家就更不对了。《汉书·艺文志》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如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杂家的两部代表作《淮南子》和《吕氏春秋》，是一批学者在短时期内把各家学派的书编在一起，给皇帝看，为皇帝治国所用，这叫做杂家。杂家的传承一直都有，像后来编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管子》显然不是这样。它是在很长时间内形成的，而且有自己很系统的思想。古人很清楚：《管子》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著作全然不同。

        那么，《管子》到底是什么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先秦时期的学术背景。先秦诸子的分类，始于汉代。先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后有刘向和刘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战国时期，天下志士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思想十分活跃。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是当时学术界的特点。每一家都有一个强调的东西。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尸子·广泽》也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不已，皆弇于私也。”他们的主张由老师教给学生，学生再教给学生的学生，慢慢便成一家。各家互相攻击，好几代了还停不下来，都是出于一种私心。不过，当时各家大多尚未打出旗号，标榜自己是哪一家。

        到了司马谈和刘向父子，他们要对当时所看到的图书进行分类，为了叙述之便，才把先秦那些思想宗旨、学术倾向相近的著作归为一家，然后给以一个明确的名称。这些命名有些是先秦典籍中本来就有的，如儒家和墨家；有些则是原先没有而由他们创造的新名称，如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等。所谓“六家”和“九流十家”，都是择其主要的思想流派而言。到了汉代，“家”的外延较前更宽泛了。归入同一流派的，有的有师承关系，有的并无师承关系。例如《韩非子·定法》记载：“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篇末则有：“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这两位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明显不是一家，但没有人会怀疑申不害和公孙鞅是法家人物。可见在同一流派里，可以既没有师承关系，又“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思想宗旨并不完全相同。

诸子百家并不像今天的政党、宗教、学派，界限那么明确。

      《管子》产生于诸子之学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逐渐成军之际。这一时期思想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学术混沌未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诸子取长补短、互相吸收。大部分学者吸收他人之长，来发展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他们走的依然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路子。而《管子》则不同，走的是“包含百家、集众所长”的路子。它是一部“王霸之书”，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齐桓公创立霸业。凡是用得到的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吸收。兼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为一派，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思想，又有纵横家、兵家、农家的因素。因此，没法以“六家”或“九流十家”来加以简单规范。

      当然，从时间顺序上讲，究竟《管子》是某些诸子学说的发端，还是把某些诸子学说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在很难说，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当然还可以研究。不过，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从古人思想当中吸取当今有用的资源。

参考资料

1《管子解读：领导的智慧》，魏承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2《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