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在红事上看到一个佝偻着身子，牵着一个疯婆子的人，那一定是“花腚三叔”，他一定是喊彩来了。逢着这种场合他总是不请自来，村里的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了。
“喊彩”是一种流传在苏北徐州乡下的口口相传的技艺，有一套专门的说唱辞，说的都是吉祥话，为的是在别人婚嫁的日子上讨个彩头，混点零用钱。到了主家的事上，他先从系在腰间的布包里摸出一小挂鞭炮，点着了扔在地上，等到鞭炮燃尽，他就要开始表演自己的绝活了，通常一边打着快板，一边吃力地抬起头高高地扯起嗓子，抑扬顿挫地唱和起诸如：日吉时良，天地开张，乾坤相配，大吉大昌。天造一对，大富大贵；地造一双，大吉大昌……”、“一撒一元入洞房，一世如意百世昌；二撒二人上牙床，二人同心福寿长；三撒三朝下厨房，三阳开泰大吉祥；四撒四季配才郎，四季花开满树香；五撒五子登金榜，五凤楼前写文章。”……这一类编排好的祝福语。唱完一句，中间停顿一下，自己再喊一声“好”！接着再唱出下一句。
他高声唱这一段说辞的时候，总是精气神饱满，直到最后青筋暴起，整张脸涨的通红。
“喊彩”和相声、说书人之类虽然都是靠一张嘴吃饭，不同的是——说书人体面、在酒肆茶楼里，正襟端坐，受着别人的尊敬。混得好的，成为名角，还能被称呼一声“先生”或“老师”。而“喊彩”的人更像是游方先生，走乡串户，四处寻摸着生意。逢着有钱的家主可能会慷慨地塞些零钱，或是一瓶酒，但更多的时候报酬只是一包烟，一碗菜，几个馒头，也能混个温饱。
从我记事时候起，花腚就混迹在十里八乡的红事上，四下里的人头都相当熟稔了，别人也感念于他自身并不幸福的命运，从来不加驱赶或奚落。附近谁家红白事有需要帮手的，他也乐得去搭把手，主家答谢的时候也从不上桌，只是端着一碗菜蹲在墙根下默默地啃着馒头。
花腚这一套吃饭的技艺是从他爹那里传承过来的。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子承父业这种天然的血液传播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有功名的就替子孙在政府里混个正当吃饭的闲差。做生意的便从小继承父辈的生意经，开一爿店或者继承父辈的商业帝国。而寻常人家的孩子，父辈只能留给孩子几分薄田，看天吃饭，或者下一把子力气。而花腚的爹是这一片地方职业的哭灵人，专替孝子贤孙向死人传递孝心的灵魂使者，他的哭腔比自己死了爹还伤心。等到花腚这一辈，老爷子便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太苦了，给死人哭了一辈子，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再去干死人的活了，便交给了他“喊彩”的本事，专在红事上谋生，说不定能改一改自己的命。这一老一少，一个送往，一个迎来，掌握了整个村子多数人的一生。
“花腚”是他在乡间的诨名，他的岁数约摸要比我父亲小几岁。因此很少有人称呼他的本名，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忘记了他的名字，大人这么叫，小娃娃后来也跟着这么叫，他并不生气。可我从来没这么叫过，因为我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他像个怪物一样，尤其是晚上经过他家的房子时，都感觉阴森森的，尤其是他那个疯婆子，每到天黑下来，总躲在房里哭的渗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快些走开，或者多走一段路绕过去。
至于为什么叫“花腚”，后来我忍不住问了父亲，这才知晓。原来早年间，他那时才刚刚蹒跚学步，他的母亲忙着给生产队做饭，便把他一同带到生产队的伙房里看管，一个不留神，他一屁股跌坐到了装满开水的桶里。登时呼天抢地，等到被人送到镇上的卫生院，整个屁股都烫满了水泡。镇上的医生无奈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外伤处理，至于后期会不会感染并没有把握，只能听天由命了。好在他也命硬，像一棵杀不死的野草，终于竟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不幸的是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也落下了一个终身残疾，小腹上的皮肤和大腿上的皮肤粘连在了一起，导致他不能正常的伸直自己的身躯，整个上身只能被迫向前倾。这让他的身材显得十分矮小。而他整张屁股也爬满了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因烫伤而留下的疤痕。所以他的诨名“花腚”也就由此得来了，不过我从没见过他的屁股。因此我说他像个怪物，当他佝偻着身躯，在乡间像个“伏地魔”一般出没的时候，我总是躲得远远的。
这世上的苦难即使世界上最坚硬的盾也挡不住，且总是像汩汩流淌的泉水流向同一个人，而幸福却总是戛然而止，在村头的槐花开到第十三个年头的时候……
未完待续，看看有没有人喜欢看，先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