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张之洞写的《劝学篇》受到新、旧两派的称赞，并被光绪要求广为刊布。可以说此举达到了张之洞不得罪新、旧两派，又表达了态度的目的。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的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帷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由翁同龢起草的《诏定国是》正式下诏，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张之洞对变法维新的结果并不是太看好。原因有三：
一、变法就要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大清朝满洲人的利益最大，变法一定会伤及他们的利益。一旦伤及，满洲官员一定会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那时他们推出慈禧做首领，要求光绪退让，光绪将毫无办法，只有退让。
二、光绪力量太弱。在整个朝廷中除翁同龢外，几乎没有几个大臣是一个心眼跟着光绪走的。甲午战争的失败虽然算在翁同龢的身上，因为是他坚决主张开战的。但很多人心里都认为光绪应负责，朝中文武大都认为光绪治国不如慈禧。再加上朝廷大臣都是慈禧选拔的。光绪可以说毫无与慈禧分庭抗礼的力量。
三、维新变法所用人员皆非可用之才。翁同龢虽有多年政务经验，但并不真正认识西学，支持变法完全是从扩张个人权力出发；康有为、梁启超都无政务经验，只有不成熟的理论，何况康有为人品还不行，很难协调各方，推动变法进行；谭嗣同、杨锐、杨深秀虽都是青年才俊，可惜都资历太浅，经验不足，名望不高，推动变法可以说也是有心无力。
张之洞之所以没有完全否定维新变法的成功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还摸不清慈禧的态度。虽然慈禧的亲信荣禄坚决反对变法，但慈禧始终没有表态。二是光绪毕竟年轻，早晚都会执掌大权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对新派、旧派都不敢得罪。张之洞这种态度，使他成为新派、旧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从而在维新变法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封侯拜相的机会。
《诏定国是》颁布后的第三天，它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而这一天还是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诞。慈禧之所以在这一天动手，就是为了杜绝翁同龢通过维新变法获得更多权势的可能，并表达对翁同龢的极度不满。
光绪性格软弱，慈禧性格强势，在光绪亲政之初倒也相安无事。但翁同龢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势，利用光绪与他情同父子的感情，经常诱导光绪决策。之前暗中坑害张之洞就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顾大局的行为。特别是甲午战争，为了打击李鸿章，不顾国家实际情况，利用光绪年轻热血的特点，盲目对日宣战。宣战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处处对李鸿章掣肘。战败后，反而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李鸿章。而甲午战争也使慈禧与光绪的分歧明朗化。
现在光绪推行维新变法，无论成与不成，翁同龢凭借对光绪的巨大影响力都将在维新变法中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权势。慈禧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的。何况慈禧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之前恭王的罢黜、慈安的暴毙、醇王的早逝，之后光绪的暴毙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防
翁同龢革职一事，不仅没有打消光绪的变法想法，反而大大刺伤了光绪的自尊，他带着变态的情绪，以激烈的态度，快速推行他的新政。恭王去世，翁同龢革职，礼物世铎向来不管事，军机处缺少一个能定大计孚众望的大臣。因《劝学篇》的影响，新旧两派都同时想到张之洞，希望光绪能召张之洞进京，主持正在如火如荼的维新事业，将维新变法导入平顺稳健的道路。
于是一道“着张之洞即日进京陛见”的谕旨便下达了。虽然上谕中没有说晋京做什么，但很明显全国大办新政，翁同龢革职后军机处缺乏首领人物，放眼海内十八省，有新政经验，老成稳重，年龄还不是太大只有张之洞一人，这次陛见将意味着进京拜相。杨锐信中说“晋京大用”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那么张之洞会去吗？又该不该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