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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督还在路上，首都就已经失守。巴黎人一直依附勃艮第，而不是依附英国人。阿拉斯条约签订后，他们的爱戴不再有任何障碍，回归正统君主。市民通风报信，卫戍长和上一次引进勃艮第人的里尔－亚当一起乘夜入城。威洛比勋爵手中只有一千五百人，遭到驱逐。勋爵完全明白当前形势，但城大兵单，无法抵御群众暴动。他退入巴士底，围困之下，同意交出城堡，规定他的军队安全撤回诺曼底。

两国一签订休战协定，查理就勤勉、英察地着手纠正法兰西长期对外对内战争带来的无数弊政。他重建司法，整顿财政，树立军纪，压制宫廷朋党，复兴衰敝的农业与工艺。几年之内，法兰西就欣欣向荣，威震邻邦。在此期间，英格兰局势急转直下。宫廷朋党斗争炽烈，人民怨恨政府，内斗吸引了所有人的精力，征服法兰西的事业主要是为了荣誉而非利益，遭到忽视。诺曼底总督缺少金钱，解散了大部分军队，听任市镇要塞、城堡失修。近来，贵族和人民公开与法兰西联络，乐于回归故主，一起驱逐英国人。

孱王在位，无论如何清白，如何仁柔，必将困于党争、叛乱、民变，绝无幸免之理。亨利庸懦无用，日日曝于举国朝野，祸机将发，自在意料之中。

内战持续了三十年，以十二场激战著称，开启了格外猛烈和残酷的场面。八十位宗室亲王罹难，英格兰古代贵族几乎完全灭绝。当时最强的纽带就是亲族互助，有仇必报的精神被视为荣誉，因此各大家族之间的仇恨无法安抚。两党之间的鸿沟时刻都在扩大。不过，事态没有一下走到极端。有一段时间，邦国悬而未决。玛格丽特王后积极有为，斗志昂扬，弥补了她微弱的实力。而理查德公爵实力雄厚，却优柔寡断。两者正好平衡。本朝首次出现国会担保的债务契约。这种弊政的起源值得注意。邦国越是富裕，越是信用卓著，这种做法就越有可能引起弊害。现在，这种弊政的恶果已经很明显，甚至威胁到邦国的生存。

将军事法庭用于民政是严重的滥权。现在英国人这样执著地守护自由权利，如果不是因为乱世，这种滥权在国民的眼中大概会显得可憎。这种情况难以忍受，但巨大而突然的革命一定会在臣民中种下不满和怨恨的根源。要想消除不满，需要高度的技巧。或者，代替技巧，需要巨大的暴行。后者更符合未开化年代国民的性情。

亨利入狱，玛格丽特出亡，兰开斯特一党所有主要首领都被处决和抄没，似乎已经充分保障了爱德华政府的安全。他具有血统的资格，现在获得国会的承认和人民普遍的接受，不再受到任何敌人的非难。在前途乐观的情况下，国王不能自控，沉溺于青年的逸乐。他的幸运和天性都引诱他纵情逸乐。他沉迷嬉戏，纵情声色，荒怠国事。爱德华残酷刚毅的精神虽然加重了内战的残暴，同时也投入更温柔的感情。

这些年代国会的举措为我们提供了自由与奴性相反相成的奇特范例。他们提供补助金非常踌躇，有时拒绝国王最微小的要求，政府最必要的开支，甚至战争最必不可少的补给，即使是邦国，乃至国会本身最喜欢的战争也不例外。但他们一向毫不犹豫地赞同最臭名昭著的不义或暴政，即使是落到出身最高、功劳最大的人头上也不例外。这些做法如此苛刻，与一切良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与现在国会的做法截然相反。从我们现在叙述的时期开始，这种做法持续了一百多年，非常值得注意。

爱德华四世执政最后几年，国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淡忘红白玫瑰两党血腥的内战，平静地默许了既成的政府。政府仅仅受到某些宫廷阴谋的扰乱，在国王权威的压制下，似乎不至于危及公共安宁。阴谋源于永远对立的两大朋党。一个党派由王后及外戚组成，特别是王后的兄弟里弗斯伯爵和王后的儿子多塞特伯爵。另一个党派由古代贵族组成，嫉妒暴发户平步青云、毫无限制。

先王一朝，御弟格洛斯特公爵和两党的关系都不错。他出身高贵，才干出众，德泽广布，因此无须依赖于任何一党。但目前形势剧变，最高权力移交给他，立刻改变了他的举措。他暗自决定，从此之后不再保持中立。没有任何公义和人道的原则能约束他逾分的野心，他着手为自己谋求王位。

格洛斯特公爵身为最亲近的男性宗室，有能力执掌政府。根据王国的习俗，他有资格获得护国公头衔。枢密院不待国会同意，毫不犹豫地授予公爵这个尊荣。大众普遍的偏见乐于看到公爵反对王后及其亲族，促成了鲁莽和非法的操作。

自撒克逊人入侵以来，英格兰宪制一向自诩卓绝。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君主拥有绝对、不受控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