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远翔，俯瞰小巢。眼里，溢满难解的相思——今夕迁徙远方，来年小巢安在？
迁徙是候鸟天定的生活，有时候人也被迁徙成不敢停歇的候鸟。结婚之后，我迁徙六次，做了六次候鸟。做一回候鸟就有一回感受，迁徙一次就迎接一次新的生活，有时候迎来竟然是新的生命。
1991年，大学刚刚毕业，进入了油厂，住进了单身宿舍。
1992年，婚后没房。妻嫂有个亲戚住在油厂附近叫桥沟的农村。他家有几孔石窑。我搬进了其中的一孔，成了家。这是我的第一次迁徙，从单身羽化成俩人生活。说是家，其实除了两个人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视，没有家具，只有妻家配送的和父母做的几床被子，还有一个老式的液化气灶具。就连碗都没有，拿个不锈钢的茶缸当碗，两个人吃饭时互相推让，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享用。妻哥拉了几袋面和一些碗筷，算是给我们一点家的感觉。几天后，我们到他家。妻哥和妻嫂说你们看下什么就拿什么。我偷偷地对妻说，什么也不要，就要这台电视机。妻笑骂我贪心不足。
回到家里，我说打开电视。妻也会意，用手在空中一按，说好电视呢，还是电视剧呢。两个人呵呵大笑。生活很苦，也很乐。那时我在油厂汽修车间上班，每天干的体力活累得够呛，蓝青色的工衣满是油污，黄一坨白一坨，里里外外都是油臭味。有次上厕所，听见师傅和人说话“汽修工真是没法干，上个厕所都把老二弄得油腻腻的。”干活很苦，加之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很瘦很瘦。当然，和身体一样瘦的还有钱包。结婚欠了3000元债。如今的3000元不算钱，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巨款啊。每月的工资一二百，吃过喝过再还债，要多少个月才能还清？
八个月后不得已第二次搬家。那是雨天，可我的心情比雨还要淋漓，比下雨的天空还要忧郁，幸好下雨云厚，天没有塌下来。那天雨夜，姐夫（按亲戚辈分这样叫房主）隔着窗子说明天你们搬出去吧。事情突然，也怪我们两个没有生活的经验。之前姐（女房主）就给我们说过借锅容易拔锅难之类的话，大意是要我们找个房子住。那天下了雨，房主的老妈妈硬是赖在她住的漏雨小窑里不肯出来，看来她想扮演恶人，不把我们赶走不会罢休。
第二天，雨还在下。我扶着有身孕的妻子在细雨中走出了家门，下了一道胶泥坡。我们来到姐夫家街畔下面赵叔叔家。尽管没有亲戚，但我想这样叫他。他是个跛子，人心真好。当时他家的房客是绥德人，男的叫蛋娃。两口子一口绥德话，把“我”念成“啊”。他们要生豆芽卖，所以占着两个窑洞，我们和赵叔叔商量好让我们和这家人合住，男人和男人住，女人和女人住，临时凑合几天。
那是最短暂的一个家，前前后后一个月零几天。但我却碰到了三个好人，赵叔叔和那家绥德人夫妇。出门人不易，出门人看见出门人就像见到一个战壕里受苦的可怜战友，分外有情。如今好多年过去了，不知赵叔叔可还健在，那家绥德人在哪里生活，生活得可好？
第三个家在厂区。女房东40来岁，个子细高像根电杆。尽管也是绥德人，但比生豆芽的蛋娃可要精明得多。当时每月房费大约是三十元，我们住了一年多。
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家从俩口变三口。妻身体很棒，尽管营养赶不上，但女儿在她的身体内健康成长，只是胎位不太顺。按照医嘱，妻得空就在床上趴着矫正胎位，过了一段时间检查说胎位正了。有一天，她喊肚子痛。一看是要生的节奏啊。可我们求人人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到县城只有七里路，但是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只好骑着车子把妻带到了县医院。医生拿着漏斗一样的听筒听听，说孩子胎心不好，要剖腹。我当时一下没了主意，就叫妻哥来。他有个同学在医院，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谁敢替你拿主意？妻见我失落的样子，一口答应——手术就手术吧，那决绝的样子我至今记得。手术实在难熬，过几十分钟，我上去看一回，医生说快了，再看一回，医生还说快了。真不知道这些医生的心是用什么做的，一点都不急。好不容易听到了医生的福音——去把病人抬下来，手术完成了。见了我，妻第一句话就说——娃娃好吗。我们回答很好。她松了一口气，把头轻轻盖住，因为月子里怕风。
女儿出世了，妻也平安。但接下来是妻子这辈子遭受的最大“罪衍”。伤口愈合的痛苦，宫缩的疼痛，其它地方说不上来的疼痛。她每天和疼痛为伴，疼着入睡，痛得醒来。有时候，她太疼了，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想狠狠掐我。我伸过手说掐吧。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死死握着，身体轻微地颤动，却始终狠不下心来下手。那几天，我也受了人生第一场大罪。每天24小时都无法睡觉，白天要跑前跑后买药找大夫。晚上，坐在病床边陪着她，她一痛我就赶忙握住她的手，尽管代替不了那种疼痛，但总能让她有些许的安慰。不管是谁，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需要帮助和救扶。那几天我回家去做一点饭给妻吃，把饭煮到锅里，站着就睡着了，差点碰倒煮面的圆口铝锅。有一天，妻哥喝醉了来看女儿。他逗着女儿，逗着逗着就哭了——你妈妈心可真硬，上手术床连个眼都不眨。看出来他当时是如何担心自己的妹妹呀，只是当时没法说而已。
女儿渐渐在长大，我们一家的欢乐也与日俱增。但生活实在辛苦，有一次给女儿买鸡蛋没钱。为此，我们两个就在床下面，抽屉里，褥子下面乱翻，你找到一角就喊找到一角啦，我找到五分也连忙喊叫，好像淘到宝贝似的。好不容易凑够十来块钱。卖鸡蛋的婆姨一脸不屑地看着满满一手绢的零钱说不要数了。再看花手绢里，一角贰角五角一分二分五分，花花绿绿配着暗银色，泛着诱人的光芒。我想她回去一定没有少骂我们，因为那也许是她卖鸡蛋得到的面值最多、钱数最少的一回人民币了。
女儿刚刚三个月，我就到南京化工学院去学习，当时我已经到厂调度室上班。这一走就是三个月。厂里给我借了3000元，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这钱托妻哥买了一台19吋的彩色电视机，算是园了我俩的电视梦。三个月后回到家。进门一看，妻穿一件我发的工衣——黑皮马甲，很是精干，我脱口而出——还漂亮哩。妻子嗔怪着要打我。我把女儿抱起来，女儿一看是“生人”，嘴一咧就哭了。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了人性的恶，房主要涨房价，就想出了一个花招。我交的房租算数，妻交的房租统统想不起来了。真是“选择性失忆”啊。妻子要理论，我说不要去了，一闹厂里都知道，不好。我搬家时也没有把她讹我的房租交清。她见我想说什么，我一脸冰冷，冰得能把她这根电线杆冰冻。见此情景，她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她又托我的师傅说情我才把房钱给她。把房钱给她时我说了一句——这钱烫手，你接着，操心连你的心也烫了。她的干把脸一红，却仍旧接住了钱。
我的第四个家在厂区附近的张义夫子村，是个好地方。生活实在很辛苦，连每月的面和米都要细细打算着花销。肉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买点，也就是一斤半斤的，够吃顿饺子就行。有一次来了一个讨饭的。我们给他盛了一碗刚从锅里舀出的拌汤。上面漂着几片白菜叶，也没有油，这是我们的家常饭。谁知他接住尝了一口就给倒掉了，说拿剩饭给他吃呢，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的。把我们气得够呛，但话说回来，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艰苦，怨不得别人。
在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张义夫子六年的生活，搬到了厂区的三十面窑。又背又阴，我在这里整整冻了10个冬天。
2007年我们有幸分到了一间楼房，尽管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我们把它装潢了一下，使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春天般的冬天，那种暖暖的感觉一直温暖到今天。
从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我的青葱岁月在迁徙中流走，我的生命在流变中失去宝贵的时间。失去的化为暖流，为今后的生活保温。拥有的持续在迁徙流变中滤清铅华，升格为生命的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