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热干面
那天接到王成虎的微信：“下次约出来吃饭吧，请你吃热干面”。
这样的对话断然不会出现在武汉。但在多伦多，吃热干面可还就是个事。尤其是当王成虎要请我。
真不是矫情。四载同窗，还住过同一间寝室。毕业二十年，全班50名同学，有一多半人自离校后就再没见过。去国两万里，今时今日在多伦多还能约出来吃碗热干面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了。
其实，在武大读了四年书，从来没敢跟武汉籍的同学提过，我一直都不怎么爱吃热干面。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名堂也实在是多。面窝是我的最爱，苕面窝、欢喜坨、豆皮、糯米鸡、糊汤米粉，也都为我所好。唯独全体武汉人民的至爱热干面，我却始终不太能接受。上大学以前我生活在成都。成都人吃的是牛肉面、鳝鱼面、鸡杂面、杂酱面，用重庆人捍卫小面时挖苦成都人的话来说，成都人吃的不是面而是浇在面上的肉。再者，成都的面软硬适中，而热干面的面条碱放得重，口感偏硬，碱本身还有些抢味道。所以，吃惯了素椒杂酱面的我在狂热地热爱面窝的同时却一直对热干面敬而远之。
直到王成虎在大学毕业二十年后请我吃了这碗面，我才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来，我的杂酱面口味，其实早已经被热干面改变了。
道理很简单。跟多数同学一样，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城市用她南北兼蓄的气度包容了我，而珞珈山四时如画的校园里五湖四海的学子也从各自家乡带来了不同的口味、生活习惯和文化。经历过这样的碰撞，哪里还会保持原来的口味呢？
上大学头一年特别有意思。十一刚过，记得我还穿着单衣，辽宁的杨炀和陈利民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裹在军大衣里面招摇过市；而直到放寒假，福建的林季栋脚底下一直都蹬着凉鞋，床上的竹席从没换成被褥——相信大家对温度的感知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不过是沿袭自幼的生活习惯一时还没改过来。
第二年就没有这样的事了。可是那年秋天特别干燥，印象中从开学直到中秋就没下过雨。几位北方的同学高兴了，武汉的潮湿是他们受不了的。而在我眼里，这潮湿跟成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让北方同学感到舒适宜人的天气却让我两只手背全部干得裂开了口子。
这几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们跟热干面独特的味道一样，是我大学生活的第一课。这一课的内容包括尝试闻所未闻的口味、不对不合时令的衣着大惊小怪、以及调整自己的身体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课的名字叫做“可能性”。当年珞珈山上我甚至想不起在手背开裂之前抹上润肤油，哪会想得到后来出差喀麦隆在网吧里跟远在日本的张羽军聊完MSN出门看见25摄氏度的街上黑人一下雨就穿上羽绒服于是脑子里立马闪出陈利民和杨炀的形象，更加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在多伦多跟王成虎对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呼哧呼哧地吃热干面。
那一年，武大用东湖上的一缕清风吹开了稚气未脱的我们眼前挡着的那片云雾，把一个更大的世界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的人生从此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2. 不开门的教室
有人会说前面提到的吃穿之流的见识不必到武大才能获得，我不抬这个杠。但对我来说，武大的意义还在于她用无比自由宽松的环境让我学会了在无边的未知当中不断探索和突破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边界。
为什么这么说呢？武大也许够不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是我们那个时代，说武大是全国最自由的大学，站在一个本科生的角度我绝对举双手赞成。
教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别的学校巴不得把学生天天关在教室里面，每天晚自习座无虚席才好，甚至还开设通宵自习室。武大不同，别说通宵，每周六晚上，除了教三101，全校所有教室统统熄灯不开门。几千名本科生的校园只有一间百十来个座位的教室开放，摆明了不鼓励学生在星期六晚上学习、不鼓励死读书。这样的做法需要何等的魄力？就我所知，全国的重点院校，这么做的找不到第二个。
不提倡每天泡在书本里面，学校对各种课外活动却极为鼓励。运动会、三大球的院系联赛、艺术节、名目繁多的文艺汇演、各种演讲赛辩论赛，只要你愿意，几乎每周都有文体活动可以参加和观摩。
活动非武大独有，不过武大的支持力度恐怕没有其它学校比得上。不来虚的，支持是真金白银。一般的学校，奖学金评定以考试成绩为主课外活动为辅，而武大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量化计算方法向课外活动严重倾斜。这个计算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把各科考试成绩折算成学分绩点，第二部分是加分和减分。加分的项目有很多，在校级以上体育、文艺比赛中获奖、学习竞赛获奖、发表科研论文或文艺作品、担任班干部或在各级学生会和学生社团中任职，等等。减分的项目我只记得一个，如果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不及格，在不及格的成绩已经计入学分绩点之后还要另外再扣分。单单这么看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问题在于权重。学分绩点的计算公式我记不起来了，印象中如果各科平均分达到80几分，大致可以折算成30多绩点分。而课外活动的加分每一项少则1-2分多则3-5分，参加活动多的同学得到十几分的屡见不鲜。要知道当年在武大，尤其是理工科院系，拿到80分以上的全年平均分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这些学霸放在奖学金评定中却很可能比不过成绩中等却在文体活动中获得多项加分的同学。这是这项制度引起许多争议之处。
当年我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说话也许不够客观。但如今走上社会这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看，我还是觉得这个设计的确体现了学校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良苦用心，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美好幻象毕竟只是蒙在社会现实脸上的一层面纱。
周六晚上不开自习教室、奖学金评定拉低考试分数的权重，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武大不重视学生学习，武大只是更加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出课堂也包括科研实践。每年学校有专项经费资助本科生课余的科研活动。大二的暑假我和黄超合作申请过一次，钱不多，做的题目在今天看来也很幼稚，却让我们经历了一次选题、立项、实验、到最后写论文结题的全过程。朱秋萍老师是我们项目的指导老师，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如何完成一个科研项目。我是滥竽充数，黄超却从此对做研究发生了兴趣，毕业后进了研究所工作。即使早早改行如我，通过这个过程学到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也在日后的工作中令我受益。
抛开与本专业相关的科研，武大还以其宽广而深厚的学术积淀把各个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带到每一个学生眼前。各类讲座是开阔眼界的绝佳途径，我一直很享受。武大那时候的讲座不但名家云集而且在外部环境能够允许的条件下真是做到了兼容并包。校内的名家就不用说了，校外的大牌教授，我听过的就有哈佛的杜维明、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等等。田先生的讲座是思想自由碰撞的一个范例，我印象极深。来访时田先生正在校长任上，故而他的讲座武大校长陶德麟先生也在一旁作陪。记得田先生在谈到他对教育、对大学管理的看法时认为国家教委对高校管得太紧，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怂恿”陶校长不要听教委的，而且言语间对陶校长的某些做法也颇有微词。陶校长全程端坐在主席台上，对他的批评意见全数笑纳，完全没有愠色，很显出大家气度。
我现在的工作跟我在武大学习的专业已经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当年学的专业知识多半已经还给了老师。要说武大四年留在我身上最深的烙印，我想就是从自由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中练就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从自由的跨院系跨专业听讲座中打造的均衡的知识结构、以及从自由的思想碰撞中获得的思辨精神。所有这些，就像三月里樱园的云锦、十月间枫园的赤霞，也许转瞬间就芳菲消逝绚丽不再，但终都化作黝黑的泥土，去滋养每一个珞珈学子，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选择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3. 老师们
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通过老师。虽然早已经改行，但当年电信学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仍然有许多还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近代物理》是所有物理类专业都要学的基础课，之前教我们《光学》的赵江南老师第一次受命讲授这门课。开班第一堂课，赵老师明言原子物理不是他的专长，课程内容对我们电子专业也算不上至关重要。与其在台上照本宣科推导那些我们未必有兴趣学的原子物理公式，他决定跟我们一起梳理近代物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每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科学发现背后的逻辑，从前辈科学家的探索中找到可以为我们后人所借鉴的思想方法。赵老师的这个教法算是非主流，我个人从中却很有些收获。
另一门高难度课程是李晓蓉老师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凡是搞无线电的都知道，大体上这个专业分为电路和电磁场两个范畴，相对来说“路”比较容易上手，而“场”因为比较抽象、需要更多的数理基础，故而对初学者难度很大。我们电子学专业是搞“路”的，李老师的课是唯一一门电磁场方面的课程。按照“场”的正规路子，在学习这门课之前应该先学一门数学系开设的《场论》，但由于这不是我们专业的核心内容，《场论》已经从课程表中被精简掉了。缺少必要的数学基础，李老师不得不在这门课上拿出前面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们补充相关数学知识。《场论》本身就是一门非常抽象的高难度数学课，学一整学期也很费力，现在压缩成一个月，难度可想而知。这一个月绝大多数同学听得云里雾里。一个月讲完，李老师在讲台上问“你们听懂了吗？”台下异口同声“没听懂”。李老师云淡风清地来了一句“早知道你们听不懂。不过，这些概念你们听说过了吧？”当然，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听说自然是听说过了。于是李老师说“听说过就行了。后面我们用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你们至少知道我在说什么。”
看到这里，也许又有人会认为学校的教学安排和老师的态度不妥，作为亲历者，对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在今天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新的知识不断被生产出来，如果所有东西我们都要认真学会，不但不必也实在不可能。“听说过”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分寸，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大致上了解了它的框架，需要的时候知道去哪儿找，学东西常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听说过”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在我离开母校的二十年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了学习方法，武大的老师还教给我很多人生道理。陈淑珍老师是电信学院的台柱教授之一，曾经是全武大最年轻的女性正教授。跟许多名教授不同，陈老师热爱本科生教学，不但每学期都开课，而且极其严谨，即使讲过很多次的课程每次上课前还要花整晚认真备课。我上过陈老师的必修课《信号与系统》和选修课《数字信号处理》。十分惭愧，课程内容我大多已经忘了，但陈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说过的几句题外话倒是对我影响很大。上选修课的时候已经是大四，同学们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奔忙。陈老师幽默地说，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红道，一条黑道，一条黄道。所谓红道是进体制内，黑道是钻研学术戴上黑色的博士帽，黄道就是进入企业赚快钱。那是二十年前，社会环境跟现在大不相同，公务员还不怎么吃香，考研刚刚开始热起来但并不是多数同学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把这三条路相提并论，对当年的我们颇有些振聋发聩。陈老师还给我们分析了针对不同的选择应该进行哪些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将来的挑战。中心思想：选择没有对错，但一旦选了就要打有准备之仗。
说到选择，数学系的一位老师也对我很有启发。这是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老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微胖，戴一副茶色圆框眼镜，操武汉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像个说书先生。第一节课，这位老师一上来就给大家吃定心丸，公开宣布他的课如果不想上可以不上，他永远不会点名，而且保证每个人都至少能拿到及格的分数。接下来话风一转，说“大学四年你们要学几十门课，这里面有一些是有用的，也有很多是没有用的。我是数学系的，不是搞你们专业的，我不清楚我这门课对你们专业有多重要。但是你们自己应该清楚。如果你觉得这门课有用你就认真学，如果你觉得对你不重要你可以把这门课的时间拿去做你认为更重要的事，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时间花得值不值”。
我一直是一个庞杂有余专精不足的人，常常贪多嚼不烂。陈老师和概率老师的这两番话对我无异于醍醐灌顶，第一次让我意识到选择的重要性以及伴随选择而来的承诺与放弃。毕业二十年间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选择，选择当头常会下意识地想起两位老师的话。清楚地知道每次选择意味着怎样的舍弃，人生才能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至于在选择中迷失自己。
住了三年的桂园，每到金秋时节就浸润在一片甜蜜的芳香当中。有同学收集了桂花来糖渍，历久而弥香。老师们那些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也是这样，经历了岁月再来品味，才发现当年的浓烈已经化成了悠远，但却永伴着我们，如影随形。
4. 二十年后
真不敢相信，珞珈山匆匆一别，彼时的小鲜肉一晃已经成了大叔。不管从事什么工作，这个年龄的我们在单位都是中流砥柱，加班渐渐成了常态。同学们也大多有了下一代，上有老下有小，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事情，做事还边做边忘。
身体也不如二十年前了，当年有过六块腹肌的那些位，现在还有吗？人生第一次听说眼镜度数变浅了简直不敢相信，可看到去年买的裤子又紧了却早已是见惯不惊。每天早上对着智能手表下一次决心今天一定要走够一万步好去朋友圈晒一晒，晚上回家却照例倒在床上肩背腰腿哪儿都酸痛只好想着这个周末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以后一定抽空做个针灸理疗。
正忙得不可开交，一抬头却突然发现“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幌，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 顿时就惊出一身冷汗。
梁实秋不愧是大家，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中年的窘境。这本散文集还是在武大的时候买的，当年自然不懂，如今重读，不禁唏嘘。好在文中还写了中年的好处：“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这话不错，但我们“认识”的是一个怎样的“自己”呢？川菜经典之作开水白菜，上桌来貌似平淡无奇，一碗“清水”里面飘着几棵白菜芯。尝一口才知道这碗“清水”其实是经历过慢火煎熬的老汤。我们的躯壳是一只砂锅，汤头里面不论包含了四十年人生怎样的起起落落，给武大人定调子的几样关键作料当中，我想总有一味是用珞珈山上的日月精华炼成的。武大给我们染上的底色到了中年并不褪去，反而愈加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有力量去涂抹或许不再亮丽但却更有韵味的明天，去拥抱生活仍会带给我们的无限的可能性。
梁实秋在这篇《中年》的末尾写道：“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毕业二十年，回首珞珈山当年的风风雨雨，当以此与同学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