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冬天，漫长而又寒冷。中午过后，村子里就东一处西一处的响起炮竹。大人们说这样下去那一批老人就全没了。
这批老人跟太爷关系很好，他们差不多同龄。他们总在午后聚在东墙根儿眯着眼睛打盹，等太阳照不到东墙根儿了，他们就互相寒暄几句，然后各自带着板凳离开。
和那些老人一样，太爷也没熬过那个冬天就带着他的吸管、大瓷碗、蓝底白花的被子和弥漫着烟草味的空气离开了。
记忆中那些与他有关的画面，就像大瓷碗里的水一口一口地被吸掉了。碗底的沉积物，却越来越明晰。我的心被那些愈显明晰的画面扯得生疼。
一条扁担，两个箩筐。
左挑烟叶，右担我。
摇摇晃晃，吱吱呀呀。
小时候，我就这样跟着太爷赶庙会。
一天，那坚实的肩头连一根空扁担也担不起了。太爷整日躺在炕头盖着印有蓝底白花的被子，望着越撕越少的日历发呆。邻近舅舅家的老人整日地“哼哼唧唧”无病呻吟，隔着三户人家和一条小路都能听到。他却一直很安静，除了那日益枯瘦的胳膊和蜡黄的脸告诉你他在生病，否则无从得知他是个得了脑瘤的老人。
他脾气原本很好，生病之后却犟得像头驴。谁喂他吃饭，他跟谁急眼。他说什么也要自己吃，他的食物很简单永远是稀饭和小菜。因为他能活动得只有脖子和手脚，所以吃饭紧靠一根吸管。就这样，他独自吃完了剩余日子里的每一餐饭。他还不同意在炕上解决大小便，偏要爸爸和奶奶架着他去茅房。被人架去茅房的场景，是太爷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印象。
我很少在半夜醒来，那天却莫名其妙地醒了。我看到爸爸和奶奶打算架着太爷去茅房，就偷偷地闭上了眼睛，想等他们回来吓他们一下。结果又睡了过去，直到被老奶奶喊醒。
“你太爷走了。”
“走了，没了，死了。”
我在心里颠来倒去地做着等式，“走了和没了一样，没了和死了一样”。等我完全明白过来，太爷早已被抬到摆有供品的案上。
“我刚刚还见太爷去厕所了，就闭了一会儿眼睛，怎么就没了？”
我问妈妈。
妈妈告诉我在给太爷穿寿衣的时候，他把家人一个一个地看了一遍。估计没有看到弟弟，就一直看着窗外直到闭上眼睛为止。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懂事的弟弟，然后每年的除夕和年初一，他都会在太爷的牌位前多跪会儿。
太爷去世的第二天下起了很大的雪，那口被藏起来的红木棺被抬了出来。不一会儿，就铺上了厚厚的雪。我一遍一遍地扫着棺盖上的雪，可雪却越积越厚。
现在，我只在飘雪的时候回想与太爷有关的点滴。因为那雪花会带着我的思念融进葬有他的那方土地，就像当初润湿那口木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