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什么？
家是避风的港湾，家是永远的岸”？小时候的语文作文总喜欢这样写，写着写着，就相信了。
临近年关，离家，是愈来愈近，可每年都有一些题目等着我回去解答，像是念书时绞尽脑汁也答不上来的方程式一般，年年题目相似，可我依旧没能找到正确答案。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老家生活，你就不行？......大城市上有什么好的？....上下屋多少人家的女儿都懂得顾家，找个家门口的人嫁了，怎么你就不行呢？....我也知道我以后是指望不了你的...”，言语的力量不够，再来个失望的转身吧。

我该如何回答？答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说说我小时候吧。
家门口有条河，美其名曰天仙河。河的东西两边简称河东与河西，一边各小学一座，河东小学与溪沸小学（为什么不叫河西小学呢？我也不清楚）。
我家住在河东。我的“幼儿园”生活是在搓泥巴和菜园子里度过的。
7岁，开始在河东小学上一年级。虽然它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可我却清晰的记得它的模样。

那是一栋一层挑高的瓦房，坐落在一片梯田的最高处。一间大的房间是教室，西边和北边各一道门，西门出去是所谓的操场（其实也就是一块空地），边缘正中的位置孤零零的飘着一面国旗，竹子做的旗杆，五星红旗反正怎么都是鲜艳好看的。
再往下便是一些梯田以及坟墓。北门连着两间小屋，中间的屋子有一口灶台，是老师和学生们热饭的地方，再过去一间小屋，便是老师的办公室。直到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老师一只手捧着上课用书，书上面放了一盒粉笔及一把戒尺，一脸严肃的站在门口，摇着手动的上课铃，唤我们上课。

北面墙上一块黑板，我从没见过它年轻时的模样，到我念书的时候，它一脸灰蒙蒙的，怎么擦也擦不亮堂。然后是讲台，以及三列课桌椅，面对黑板，从右到左分别是一、二、三年级，黑板也据此有它的三八线，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做作业。
课程安排一般都是上午三节语文，下午三节数学，稍微换点儿花样便是顺序倒过来一下。加一起不到二十个学生，我们共着一个教室，一块黑板，一个老师。

学校没有风扇，夏季，家里和学校反正是一样的热，倒也没有给我热出什么记忆来，冬季便不一样了。像这样积着厚厚的雪的冬天，清晨一大早，便背着个书包，一手提着饭盒，一手再拎个火炉，火炉上还要盖一片瓦片，否则提着走那么多的路，炭火早被风给刮没了，加之是山村，万一点点火星落在草丛里，亦不安全。就这样，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趟到学校，雪天路滑，一不小心摔了一脚，火炉倒了，饭也翻散了一地，之后是如何度过的，记忆也没有再说话。

在这里，我和另外五个小伙伴，从教室的最右边，坐到了最左边。三年的学习生涯结束，转到了溪沸小学继续念到六年级。

那是真正青砖白墙红瓦的房子，两层的教学楼，教室有明亮的玻璃窗，老师，学生，都多了很多。
操场是水泥地了，这里的国旗，是铝制的旗杆，高高的、威武的树立在操场中间的主席台上。
会有升旗仪式，课间操，儿童节等节假日活动。
课程，原来，除了语文数学，还有美术课，音乐课，自然课等等；
六年级开始有英文课，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本身教我们美术，学校师资队伍不够，她老公是英文老师，晚上教了她，第二天她再来教我们。
午饭，依旧是各自带的盒饭，食堂阿姨会用大锅给我们蒸热，午饭时间，各自去认领自己的饭盒。学校那么大，你想坐哪儿吃都可以。

偶尔和别人谈到这些，她们都说：“怎么跟变形记似的，没想到我们这一代还真有这样子的”
其实不只是我这个年代，在很多偏远的山区，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依旧只能步着同样的路，念同样的书。

而同年，在上海，一两岁便是各种益智类的托班，双语甚至全英文的环境，钢琴、美术、书法、舞蹈...包罗万象。
是的，回到问题里，因为不存在理解，所以没有满意的答案。
高三那年，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独自一人，第一次来到上海。某天午饭，我妈给我买了肯德基。我坐在他们医院走廊处吃，跟我妈熟的一些病人家属，便围过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也是我吃过的最不好吃的一次。

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生活，之后每次吃过的肯德基，味道都很好。
近来看《基列家书》，讲述的是一位七十六岁的牧师约翰·埃姆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为自己不能和深爱的妻子一起变老，不能亲眼看着年幼的儿子长大而痛苦，于是写下这封长长的“家书”的故事。于我，这些文字仅算是一份独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条道路上，你的起点能在我之前，每一次吃肯德基都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