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陶渊明，一个高超冲淡的隐士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眼前。的确，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人们所熟知的作品里，渊明大致就是如此一个形象。然而事实却不尽相同，陶渊明先后五次出仕，在他为官将近五载的仕途中，他究竟抱有怎样的心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黯然离去，最终以“安能折腰向乡里小儿”结束自己的宦海生涯？陶渊明和云谲波诡的晋宋政治风云又有怎样的牵扯？陶渊明或许一生都徘徊在精神的菊篱和现实的高地，但是无可否认，他是个巨人般的存在，随倒在了南山下，但仍屹立在后世千年，筑起一座高观。
事实上，陶渊明始终在精神和现实间苦苦徘徊，愚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是陶渊明自身的性格所导致。第二，这和晋宋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莫大关系。最后，当我们从“人”的视角思索这个问题，也能带来新的看法和收获。
首先从陶渊明的为人性格说起。在陶渊明的创作里，大量充斥着像“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一类的诗句，自然而然，人们很容易把寄情山水、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类词联系到陶渊明身上。事实上，这的确是陶渊明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渊明生性恬淡、温雅。这在他早年便已经显现出来，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可见陶渊明小时候便对田园生活有过几分向往之意。也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他之后的仕途早早夭折。他在出任刘裕参军的时候，就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可见他的隐逸个性，导致他的出仕也十分矛盾。他又接着在始终抒发了他的矛盾之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可见，他对自己的出仕流露出一丝羞愧的意味在里面。至于为何他仍要投入刘裕幕下，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当然，“隐逸”是远远不够概括陶渊明二字的，陶渊明还是位极有个性的诗人。引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话：须知他是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他在《咏荆轲》中写道：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可见他是生活中勇士，有着壮士断腕，金刚怒目的勇气和决绝。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安能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豪言。他对待生活，对待官场，对待世俗的大无畏，使得他能够依然在现实的利剑猛虎中长存，又能安眠于“桃源式”的精神世界里。
而另一个困扰陶渊明在精神和现实之中苦苦挣扎的，是贫困。儒家说“君子固穷”，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儒者自然也信奉这一点，他的“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然而这并不能否认，陶渊明的晚年，的确过着有段较为艰苦的生活，他在《有会而作》里写道：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来可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由此可见，他的确是生活十分艰难。连粥饭对他来由此可见，他的确是生活十分艰难。连粥饭对他来说都成了一种奢侈。陶渊明也在诗里感叹，甚至有时需要靠邻里的救济来度日。虽然这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他的真实写照，但我们却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他的确饱尝生活之苦。可陶渊明真的被贫困打倒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精神高贵的人，绝不会在现实的荆棘里倒下，或许他会遍体鳞伤，或许他会一时跌倒，但巨人的身躯绝不会匍匐于蝼蚁和蚍蜉。陶渊明就是这样一类人。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一个人的成就与他所处的时代必然有分不开的关系。在谈到陶渊明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他所处的时代，或者将他与魏晋盛行的隐逸之风相关联。事实上，陶渊明的归隐与魏晋的“山林之风”其实关联并不大。而我接下来会从另一方面探究晋宋风云下的陶渊明。
陶渊明一共出仕五次，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任彭泽县令的“五斗米”佳话，然而他仅仅在位80余天，便以一篇《归去来兮》请辞。事实上，陶潜怒辞彭泽令并非偶然，即使他不会辞彭泽令，也难保会有什么张泽、李泽之类的小令。因为陶潜担任彭泽令实际上是早在刘裕麾下时就已经埋下的种子。而在说刘裕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刘裕之前的一位——桓玄。
桓玄是陶潜第二次出仕效力的主子。桓玄的历史风评并不是很好，他在相继打压和流放司马道子父子之后，弑晋安帝篡位，建立起桓楚政权，最终被陶潜的第三任主子刘裕所灭。然而晋安帝隆安四年的陶渊明，显然不可能预见未来。他之所以投入桓玄幕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桓玄恢复晋王室还抱有幻想。从这一侧面，我们再次看到陶渊明的矛盾：入世与出世，现实和精神。但陶潜做出这一举动并不是难以接受。愚者以为，大致有如下两点原因。首先，陶潜是名门之后，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陶渊明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也会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念头，这合情合理。其次，陶渊明第二次出仕时四十九岁，这在古代的官场上，还能算是一个黄金年龄，四十九岁什么概念，苏轼这时候被贬黄州，尚还不知道后面还有惠州和儋州在等着他；屈原仍在长达16年的流放之路上，对楚王室仍抱有一丝幻想；而杜甫则刚刚修葺浣花草堂，远不知五六年后在此沉重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以，四十九岁的陶渊明，还是对他的仕途抱有一丝幻想。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现实再一次给陶渊明一记重击。一年后，陶潜以母忧去职，至于他是不是已有离去之心我们无从考据，但仅仅又是一年，桓玄便起兵反叛，此时在家中守丧的陶潜不知道心中何种滋味。
然而仅仅在陶潜辞官的两年后，也就是他守丧的第二年末，他却再一次出仕，而这一次的主子也比较有趣，恰恰是起北府兵命诛桓玄的刘裕。我们都知道，古人要守丧三年，期间不得为官，那又是什么原因让陶潜再一次出仕？而且还投到了他先前主子的对头刘裕门下呢？
事实上，在陶潜进入刘裕麾下的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陶潜便再一次萌生了退意。而这一次，也为后来他彻底退仕隐居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刘裕为人心狠手辣，他在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凭借北府兵起兵，先后用十几年的时间最终确立了刘宋政权。而就在他起兵伊始，刘裕还没有暴露出他的狼子野心，至少在陶潜看来，大抵还是那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感觉。但随着刘裕的不断起兵，以及对文人的相对忽视（当时刘裕光顾着打仗，哪有时间估计陶潜这些文人）导致陶潜再一次对官场失望，或许这一次，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陶潜对官场已经心灰意冷了。就在刘裕起兵四处征战的这八九个月里，时任刘裕镇军参军的陶潜，心里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让后人可望，却又不可及。
陶潜宦海漂泊的几年里，并非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对官场看的很淡。恰恰相反，他先后效力的桓玄、刘裕，都是当时政坛的大漩涡，这绝非偶然，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出陶潜的一腔热忱。或许，六百多年后，那个在沙湖道上的年轻人可以理解他的孤独：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最后，当我们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再去回首仰望千年前的陶渊明，我们就会发现，他恰似山水画中大片的泼墨，恢弘中透露出羁扬；又如晚日融散在树隙的剪影，朦胧到不可触及。
其实，我们在解读陶渊明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其实，我们在解读陶渊明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把他束缚在他的诗作里，束缚在史料典籍里。但当我们走进他的世界，走到南山下，走到菊篱旁，我们便会发现，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 他也不会知道，他死后的一千年里，会有无数的人敬仰，也不会知道，他的作品会被无数人拜读。那是的他，也是沉醉在理想，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一个“人”。
我想，刚刚从仕途走下的陶渊明，尽管已是知天命之年，但胸中仍有一分年少轻狂，所以他会以近乎赌气性质的方式，“气冲冲”地离开官场。那是他写下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在他自己看来，估计也有几分假装释然的冲动。当然那时已经五十四岁的陶渊明，对人生，对生命，已经有了几分豁达开然的韵味。他所欠缺的，恰恰是几杯酒，几株菊，几分人间的烟火气。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在我看来，暮年的陶渊明，才是真正大豁达和大坦然，尽管他的肉体已经被生活折磨的体无完肤（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人生中最后一年写下的《有会而作》、《乞食》中可以看到），但他的精神却已能够真正与自然同在，与万化冥合。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当真的勇士站起来，整个世界都要为之侧目。
当真的巨人倒下，他的身躯会安眠于原地，长存！
当真的巨人倒下，他的灵魂会驶向彼未来，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