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局外人》是我很喜欢的文学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后记写得很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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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的规模甚小，篇幅不大，仅有五六万字，但却成为了法国二十世纪一部极有份量、举足轻重、意蕴深厚的经典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比起很多作品来说，既不丰富，也不波澜壮阔。只不过是写一个小职员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条命案，被法庭判决死刑的故事。主干单一，并无繁茂的枝叶，决非有容乃大。它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简约精炼，含蓄内敛，却给现代趣味的文化界与读书界提供了新颖的、敏锐的感受……所有这些几乎带有某种程度的奇迹性。
《局外人》能够在广泛的社会范围里受到欢迎、获得理解，并持续不衰，首先是因为带有一种近似Lieux Communs的成分，即“公共场所”（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因为这个方面现实的状态与问题是广大社会层面上的人们都有所关注、有所认识、有所了解的。在《局外人》中，这种成分就是法律题材、监狱题材，即对刑事案件与监狱生活的描写。有关司法问题的著名小说篇章在历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中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屡见不鲜的，足以使读者不会有陌生感。以往作品在这个“公共场所”所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批判倾向，这构成了文学中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传统，历代读者对此都是认同、赞赏、敬重的。《局外人》首先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传统中，并以独特的视角与揭示点而有不同凡俗的表现。
《局外人》中，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主人公默尔索的命案是稀里糊涂犯下的，应该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清的读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它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但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蔑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至最后被判处了死刑。从社会法律的角度来说，主人公的冤屈程度，并不像完全无辜而造诬告判刑那么大，但是，对默尔索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物来说，这一判决却是最暴虐不过，最残忍不过的，因为他将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因而是司法领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如果说传统文学中那种无罪而刑、冤屈度骇人听闻的司法惨案放在十九世纪法律制度尚不严谨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这样的故事放在“法律制定得很完善”的二十世纪社会背景下，则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加缪没有重复对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致力于司法对人性残杀度的揭示，这是他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局外人》作为一部现代经典名著的社会思想性的一个基石。
就其内容与篇幅而言，《局外人》着力表现的正是法律机器运转中对人性、对精神道德的残杀。每件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与特点，而《局外人》中的这一桩就是人性与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说最出色之处就在于揭示出了这种迫害性的运作。本来要对默尔索这桩过失杀人的命案进行司法调查，其真相与性质都是不难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尔索亲身所感受到的，调查一开始就不是针对命案本身的事实过程，而是专门针对他本人。这样一个淡然超脱、与世无争、本分守己的小职员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可调查的呢？于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为母亲守灵时洗了一口烟，喝过一杯牛奶，他说不上母亲确切的岁数，以及母亲葬后的第二天他会了女友，看了一场电影”等这些个人行为小节，都成为了严厉审查的项目，一个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了：由于这些生活细节是发生在一个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当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个人生活小节又在法律上成为了“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等判语的根据，而这些结论与判语又导致对这个小职员进行了“罪不可恕”的严厉惩罚，不仅是判处他死刑，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他死刑。这样一个司法逻辑与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软软的绳索把可怜的默尔索困得无法动弹、听任宰割，成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开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默尔索何止是无法动弹而已，他也无法声辩，他在法庭上面对着对他人性、精神、道德的践踏与残害，只能听之任之。小说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法律虚伪性的表现之一。加缪对此着力进行了揭示，使人们有理由说《局外人》这个小说标题的基本原意就在于此。
如果说，从司法程序上来说，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身于局外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默尔索发现，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人们对他所犯命案的事件细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也并未作深入的调查与分析，而是对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感兴趣。他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那件命案的客观事实，而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这个人，取决于人们对他那些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某种观念与意识形态。可以看见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加缪的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而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义，意识观念的因素对法律机制本身内在的侵入、钳制与干扰，何止是在默尔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独特视角对现代法律荒诞的审视，而在这一块“公众场所”中表现不凡。即使在这个“公共场所”出现过托尔斯泰《复活》这样的揭露司法黑暗腐败的长篇巨著，它也并不显得逊色，它简明突出、遒劲有力的笔触倒也别具有一种震撼力。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为大杰作，小规模而具有重分量，不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切入角度与简洁有力的笔触表现出了十分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其中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传达出了十分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尔索这个人物。毫无疑问，默尔索要算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甚至非常新颖的人物。他的独特与新颖，就集中体现在他那种淡然、不在乎的生活态度上。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入世、投入与执着，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他们身上的这种特性从来都被世人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性，世人所认可、所欣赏的正是他们身上这种特征的存在形态与展现风采。默尔索不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业上，他没有世人通称为“雄心壮志”的那份用心；在人际关系上，他没有世人皆有的那些世故考虑；他对所有涉及自己处境与将来而需要加以斟酌的事务，都采取了超脱淡然、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即使事关自己的生死问题，他的态度也甚为平淡超然。
加缪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故事的中心会给整个作品带来何种效应？首先，这样一个淡然超脱、温良柔顺、老实本分、对社会、对人群没有任何进攻性、危害性的过失犯者，与司法当局那一大篇夸张渲染、声色俱厉、把此人描写成魔鬼与恶棍的起诉演说相对照，与当局以这种起诉为基础，把人当作人类公敌、社会公敌而从严判决相对照，实际上突现出了以法律公正为外表的司法专政，更突现出了司法当局的精神暴虐。如果这是作品所揭示的精神暴虐的“硬件”的话，那么默尔索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临刑前被忏悔神父纠缠不休，则揭示了精神暴力的“软件”。把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让他感受与承受双重的精神暴力，正说明了作者对现代政法机制的“精神暴力”的严重关注。在这里，有加缪对现代人的深刻理解，也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情关怀。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居于作品的中心作为厄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人道主义怜悯与同情。如果默尔索是一个感情殇滥、多愁善感的人，他面对厄运的种种情感反而会显得虚夸、张扬、浅显，但默尔索的性格内向，情态平淡，他在厄运之中，在死刑将要到来之时的感受因此就显得更为含蓄深沉，更具有张力。（要知道，夸张与过分是喜剧所需要的成分，而蕴藏、敛聚、深刻才是悲剧的风格。）
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于是，对这样一个人物仔细加以关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轴、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加缪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作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辞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彼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罗歇·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
从成分结构与定性分析来看，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所有这些正是二十世纪“荒诞”这一个总的哲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走脉来看，安德烈、马尔罗、加缪们又都曾接受过巴斯卡尔·比阿这样一个作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艺术形象的原型的影响，并且以“荒诞”哲理为经纬形成了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这个族群中，《局外人》显然算是一个亮点，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写出了默尔索最后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而与神父进行的对抗与辩论，在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样爆发，迸射出像熔岩一样灼热的语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的“地核”状态。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他把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神父一切的说教当作维护真理之举。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