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是不特意去翻找，真实的生活里我就只有一个兄长，而揭开记忆的最底层会发现，我还有一个比兄长小两岁的瓜子（瓜子是陕西方言中对智障人的称呼）哥哥，只是，他早早地就逝去了。
在我 六七岁的记忆里，瓜子哥的印象是这样的：
白净的脸庞，高挑的个头；浓眉大眼，手指细长……母亲时常给他穿着开裆裤，无论春夏秋冬似乎从未换过——即便母亲想换，也实在是找不到多余的衣服。窑洞里，瓜子哥被一根用布条做的花绳子从腰间拴着，固定在土炕的一端，活动面积也就三五尺左右。土炕上铺着一张发黄的竹席。母亲怕瓜子哥受寒，除过夏天，这个土炕都被母亲烧得滚烫，有时手都不敢摸，竹席自然就被烙得一片片地发红，四季都像有那么一片彩虹暖暖地垫衬在瓜子哥的身下。
依稀记得母亲说，瓜子哥原本不瓜，只是一次感冒发高烧无法及时去就诊，烧坏了大脑，落下了痴呆症。
瓜子哥平日里很温和，不大喊大叫，不随意大小便，有什么需求只是朝母亲“呜……呜……”地喊，看起来好像心里懂点事情。
那时候，一家人都很喜欢瓜子哥，没有谁会嫌弃他。吃饭的时候，土炕上会放一个红色油漆木盘，筷子、盐和醋置于其间，推至瓜子哥跟前。瓜子哥光着雪白的脚丫，不是跪着就是站在炕角，一脸地兴奋，高兴得“呜呜呜……”地不知说些什么。无论是什么时候，母亲都会先给瓜子哥盛一碗饭，调好味后递给他。接下来，全家人都围坐在炕头，说说笑笑地吃着饭，不离开他。
瓜子哥很爱母亲，视线里稍不见母亲的面，他就要么急躁不安，要么拽着拴他的花绳悄悄地啜泣。每当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在他的身边，所以，我成了他最信任的伙伴。我会爬上炕去，和瓜子哥戏闹，玩累了，会坐在他怀里，让他在我的头上找虱子。有时候，我还会枕着他的胳膊，沉沉地睡去……
有一次，我不知道哪儿来了冲动，就解开了拴瓜子哥的花绳子，和他来到院子里玩。不多时，母亲从地里回来了，她看到瓜子哥被我“解救”一脸的怒色，高声吆喝道：“快回到窑里，把你哥拴好！再解绳子我就打坏你的腿！”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担心瓜子哥出去乱跑，让她忙地里活的时候没法照看；若是被村里小孩打骂和欺负了，她更是伤心和无能为力。
从那以后，我的意识里就有了自由的概念，有了一种深深的怜惜与疼爱发自心底，渐渐朝瓜子哥靠近。
小时候我身体弱，时常生病。一生病，要么就是二姐上山采来野果什么的给我吃，要么就是父亲从城镇偶尔带回一些蛋糕和饼干之类的东西，让我享用。每当这时，不等父母说什么，我第一个会想到瓜子哥，会让他先吃第一口。
这时候的瓜子哥面容更加俊美，快乐的神态不但安慰着父母亲，而且，也让我和姐姐点点滴滴地感知了亲情，懂得贫穷和苦难并不影响全家人的幸福。
（二）
然而，我十二岁那年，瓜子哥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年他14岁，有着鲜活的青春与生命。
记得那是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寒风凛冽得无情，似乎还有零星的雪花正在飘舞。我们村刚有了学校，我和两个姐姐都去上课，而母亲没在家，她用架子车拉着病重的父亲去山外的医院看病去了。
我们 放了学回到家，瓜子哥住的那个窑洞里有烟雾在缭绕，顺着崖壁徐徐袅袅地上升……我和姐姐冲进窑洞，可是，一切都晚了，窑洞里已经没有了瓜子哥的生命……！
深夜，地面上落满了雪花。这时，母亲拉着父亲才满身是汗地回到院子里。
看到这一切，母亲一声大哭刺破夜空……那哭声太悲惨、太有力量，似乎也刺破了我的心，时至今日依然难以忘记和愈合。
二姐紧紧地拽着我，我们浑身发抖得利害，又冷又怕，不知所措。
“我不该把炕烧得太热……是妈把你害死了……！”母亲捶胸顿足，悲伤得让我感觉到了天昏地暗。
父亲躺在隔壁的窑洞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撕裂般的咳嗽声也是阵阵地扎着我的心……
这个夜晚很长，长得让我们等不到黎明；这个夜晚很短，短得让我们都想急切地追忆瓜子哥的生命……
天亮了，这时，雪已经厚厚地没过脚脖，整个山沟静隘而又肃穆。母亲不让我和二姐靠近，她一声不吱，默默地整理着瓜子哥的遗体；时间停滞不前，所有的生命都有了短暂的凝固，留下默哀，留下祈祷……！
很快，邻居老杜叔来到我家，他用一块褥子裹住瓜子哥往肩上一扛对母亲说：“你放心，东边梁顶上那块麦地方向好，我把他埋到那儿最合适！”
“妈，我哥的脚还露在外面呢！”
听到我这一声惊呼，母亲再次大声哭起来。她边哭边跑回窑洞一阵翻找，终于找出一块红布，把瓜子哥的脚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三）
埋了瓜子哥之后家里很安静，父亲不抽烟，母亲不哭泣，我们姐弟也不胡闹，各自的脑海里都是瓜子哥的影子……都沉浸在一种洁白的痛楚里，不想被染上一丝尘埃。
从那以后，每年到了收麦的季节，母亲都会多次去往梁顶那块麦地，也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是看麦子黄了没黄还是看瓜子哥好着没……这个，我不得而知；只是知道母亲特别喜欢那块麦地，总是偏心眼地侍弄它，让它每年或青绿葱茏，或金黄璀璨……
6月22日下午于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