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眀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我私下揣测陛下想要考察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必然会询问他人意见。而朝中官员们得知陛下正要大力推行此法，必定会声称此法只有好处没有弊端。但以我愚见，这些说法恐怕不可尽信。为何如此断言？当年我在陕西督办征兵事宜时，曾亲自巡查各州县，目睹百姓愁苦怨愤，哭声震天动地。可当时奉旨回京禀报的官员，却都说民众甘愿接受这项徭役。阿谀逢迎、粉饰太平的风气，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否则，秦二世何以对山东盗贼四起毫无察觉？唐明皇何以对南诏战败一无所知？如今虽未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仍恳请陛下能明察秋毫，勿被虚言蒙蔽。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苖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昔日汉武帝在位之时，国库财力枯竭，便采纳了商人桑弘羊的建议，推行“均输法”，即由官府在各地低价收购货物，再转运到高价地区出售，以此调节物资、平衡物价。然而实施之后，民间商贾难以正常经营，盗贼活动日益猖獗，天下几乎陷入动荡。汉昭帝即位后，学者们纷纷抨击这一政策，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顺应民意将其废止，天下人心归附，社会因此安定无事。不料如今此等主张竟又死灰复燃。均输法初立之时，其理论看似浅显，不过宣称“转移贵价物资至贱价地区，以就近物资替代远方物资”。然而实际推行中，需广设官署、征派吏员，购置簿册文书、支付俸禄粮饷，耗费已然巨大。官吏们挑选货物非精良者不收，非贿赂不得行，故而官府收购货物的价格，必然高于民间市价；待到官府转售货物时，弊端又与收购时如出一辙。商贾本需周转资金、先期垫付货款，待售出货物后再收取款项，多方辗转融通，承受高额利息方能获利。如今官府参与交易，必先设官置吏，各项行政开支已然不菲；且官员选货必求上品，非贿赂不得成交，官购价格必然高于民间；转售时又重蹈覆辙，商贾利润从何而来？朝廷若不深思此理，竟拨出五百万缗钱供其运作，此等巨资一旦流出，恐怕再难收回。即便其间偶有微利，但因官府介入导致民间商业萎缩，商税必然大幅减少。譬如有人为主人放牧牛羊，却私自将一头牛换作五只羊，对牛的损失闭口不提，却将五只羊的所得吹嘘为功劳。如今朝廷破坏常平仓制度却宣扬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却攫取均输法的利益，与这等牧人行为有何区别？
陛下天机洞照，圣畧lue4如神，此事至眀，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陛下天资聪慧、洞察秋毫，圣明谋略神妙如神，对均输法这类事情的利弊看得极其透彻，怎会不明了其中症结？或许陛下认为既已推行之事不宜中途更改，担心天下人认为陛下处事缺乏定力、用人不能善始善终，所以才拖延时日，寄希望于万一能侥幸成功。但臣私下认为，这种想法实在有误。古代英明的君主，无人能超越汉高祖刘邦。郦食其曾献计削弱楚国势力，主张恢复六国以孤立项羽，高祖当时当即称赞道：“好计策，速去刻制六国印玺。”待到张良赶来陈述不可行的原因，高祖立即吐出口中食物，破口大骂：“速速销毁印玺！”前一秒还对郦食其的计策赞不绝口，转眼就恶语相向；刻制印玺与销毁印玺，如同孩童嬉戏般随意，但这丝毫无损高祖识人用人的英明，反而更彰显出圣人无私无我、唯以天下为重的胸怀。如今陛下若认为某事可行便推行，若察觉不可行便果断废止，这才是真正的至圣至明，无人能出其右。那些主张推行新法的人定会说：“百姓只可与他们共享成功的喜悦，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开创。”所以陛下才执意坚持，非要推行到底。然而这不过是战国时期那些贪功冒进之人铤而走险、心存侥幸的论调罢了。陛下若听信这种高谈阔论而违背百姓实际意愿，空守新法虚名却招致实实在在的祸患，只怕新法还未见成效，民怨就已如沸水般沸腾了。
臣所言团结人心的要义，正在于此啊！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的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向陛下进言献策的士人，数量着实不少，然而可曾有人向陛下阐明过国家之所以存续或灭亡、朝代气运之所以长久或短暂的根本原因呢？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存续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所秉持道德的深浅程度，而并非单纯取决于国力的强弱；决定一个朝代气运长短的根本，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或浇薄，而非仅仅由国家的贫富状况所决定。倘若道德根基深厚笃实，社会风俗淳朴厚道，即便国家当下贫弱，也不会妨碍其长久延续、国祚永存；反之，若道德沦丧浅薄，社会风俗败坏浮薄，即便国家暂时强盛富足，也无法挽救其短促败亡的命运。君主若能明晰这一道理，自然就懂得治国理政中何者当重、何者当轻了。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収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会因国家暂时贫弱而抛弃道德教化，也不会因国家一时困窘而败坏社会风俗。而有识之士考察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也正是从道德与风俗这两个关键处入手加以判断。齐国曾是天下至强之国，但周公旦却早已预见其后世将出现篡权弑君的臣子；卫国本是羸弱小邦，季札却断言其国运能绵延不绝；吴国攻破楚都郢城、威震诸侯之时，陈国大夫逢滑却预判楚国必将复兴；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平定东吴之后，何曾却洞悉晋朝即将陷入乱世；隋文帝杨坚平定南陈、混一南北之际，房玄龄之父房乔（房彦谦）便预知隋朝国祚难以长久；汉元帝斩杀匈奴郅支单于、招降呼韩邪单于，其功业甚至超越汉武帝、汉宣帝，却因沉溺苟安而埋下王莽篡汉的祸根；唐宣宗收复燕赵故地、光复河湟失地，其武功之盛远超唐宪宗、唐武宗，却因销毁府兵、裁撤边防，最终引发庞勋之乱、黄巢起义。故而臣恳请陛下务必以尊崇道德、淳厚风俗为治国根本，切莫急于追求赫赫战功、贪恋富强表象。即便陛下能使国家富庶如隋文帝之世，强盛如秦始皇之时，西取灵州武威，北定燕山蓟门，纵然可称得上是开疆拓土的功业，但决定国家存亡长短的真正根基，却绝不在此等疆域之广、武力之盛啊！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wang1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国家的存续长短，犹如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取决于体内元气是否充盈，国家的存续长短则系于社会风俗是否淳厚。世间常见体弱多病之人却享高寿，亦不乏身强力壮者却骤然暴亡。倘若人体元气尚存，即便身形羸弱亦无大碍；一旦元气耗尽，纵然体格健壮反而愈发危险。因此，善于养生之人，必定谨慎安排作息起居，节制饮食嗜欲，通过导引之术活动筋骨关节，以吐纳之法排出浊气、吸纳清气；唯有在万不得已时才服用药物，且必选药性温和、品质上乘之品，可长期服用而无损身体，如此方能使五脏调和、气血畅达，从而延年益寿。而不善养生之人，轻视节制修身之功，怠慢吐纳调息之效，厌恶上等药材而滥用劣质之品，戕害自身真元却徒增虚火亢阳，待到根本元气已然亏空，便如大厦将倾、猝然倒地之期不远矣。当今天下的局势，与人体养生之理并无二致。故而臣恳请陛下珍视社会风俗，犹如呵护人体元气一般。以淳厚风俗为立国根本，以教化人心为治国要务，切莫舍本逐末、贪求虚名，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福泽绵延。
读后诗曰：
国运如人寿命援，民风真气自同源。
慎培淳厚基长固，莫效虚浮败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