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朝廷）又想将（官府）所在地的房屋、场地予以出卖，用所得的钱来充当衙前差役的雇役费用。即便（衙前差役）设有长期服役的制度，却（对差役）没有任何酬劳。长期服役的差役所得如此微薄，从此以后必定会渐渐衰弱离散，那么州郡的政务状况，衰败憔悴的情形可想而知。士大夫们舍弃亲戚，离开祖坟，到四方去做官，在辛勤劳作之余，也想寻欢作乐，这是人之常情啊。如果（地方）凋敝破败得太厉害，官府的招待设施（厨传，指供官员、使者食宿和车马的驿站）冷冷清清，那就好似处于危难之国的鄙陋风气，恐怕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您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一定不会这么做。况且如今法令中没有比统率军队更严格的了，军法中没有比（惩处）逃兵更严厉的了。禁军（如果）三次犯（逃兵之罪），厢军（如果）五次犯（逃兵之罪），大致上都要处以死刑，然而逃兵常常占天下兵士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的制度），与厢军（制度）有什么不同？如果有（雇役）逃跑的人，用什么罪名来惩处他们呢？（这种制度）势必比（惩处）逃兵的罪名要轻，那么他们逃跑的情况必定会比现在更严重。做他们的官长，不也很困难吗？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近来虽然让乡户（乡村住户）能够雇人（服役），然而如果所雇之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竟想在两税之外，另外设立一个税目，叫作庸钱，用来准备支付官府雇役的费用。那么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朝杨炎废除租庸调制而实行两税法，取大历十四年（唐代宗年号，这一年为公元779年）应该征收的各种赋税数目来确定两税的税额，那么租调与庸，两税就都已包含在内了。如今两税依旧（按旧例征收），为何又要收取庸钱呢？圣人立法，必定会考虑到后世，怎么能在两税之外，又生出新的税目名称。万一后世不幸，出现欲望过多的君主，辅佐他的又是善于聚敛钱财的大臣，庸钱不废除，差役制度依旧，使得天下人怨恨，追究其根源，就必定有要承担罪责的人了。又打算让坊郭等第之民（城市中按财产多少划分等级的居民）与乡户（乡村住户）承担相同的差役，品官形势之家（有品级的官员和有权势的人家）与普通百姓一同承担差役事务。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记载，田地不耕种的人要交纳屋粟（一种代役税），住宅不种草木的人要交纳里布（一种罚款），而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的差役。”这就是他们所找的借口。古代是官府供养百姓，如今是百姓供养官府。给百姓田地却让他们不耕种，劝导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却不努力，于是就有了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各种赋税徭役），百姓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就去做商人，事情的发展趋势本应如此，怎么能称之为差役呢？况且一年的戍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役费用，其价值为三百钱。如今世家大族所承担的差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能够免除的，他们的费用难道仅仅只是三百钱而已吗？大致说来，事情如果可行，不一定都要有先例，如果百姓不高兴，风俗不安定，纵然有经典的明确记载，也于事无补，不能消除百姓的怨恨。如果实行上面所说的这两件事，必定会招致百姓的怨恨，这是毫无疑问的。女户（只有妇女没有男丁的家庭）、单丁（只有男丁没有妻室的家庭），大概是百姓中最穷困的人了。古代的帝王，首先致力于体恤这些人，而如今陛下您首先想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主即将死去而家中尚未绝后，就是家中有男丁但年纪尚幼，如果给他们几年的时间，他们必定会成年而服役，直到老死。官府富有四海，难道忍心不加体恤吗？孟子说：“第一个制作木偶人来殉葬的人，他该断子绝孙吧！”《春秋》记载“作丘甲”（春秋时鲁国实行的按丘出军赋的制度，以一丘为单位，一丘田为16井，）、“用田赋”（春秋时鲁国实行的按田亩征收军赋的制度），都是重视这些政策开始施行时给百姓带来的祸患。
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苖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duì。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眀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发放青苗钱（即官府贷款给农民，收利息）之事，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您刚确立成法，每年都要施行，虽说规定不允许强行摊派，但数代之后，出现暴君贪官，陛下您能保证这种情况不发生吗？日后天下人怨恨此事，国史也会记载下来，说青苗钱是从陛下您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东南地区买绢，本来是用现钱交易，陕西的粮草，不允许折算成其他物品（如绢帛等）来抵交。朝廷既然已经颁布了明确的法令，职能部门又每次都照此执行，然而买绢时未尝不折算成盐（来抵交），粮草未尝不折算成钞票（来抵交），由此可知青苗钱不允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是一纸空文。就拿治平（宋英宗年号）初年挑选征召义勇兵（地方武装）来说，当时的诏书旨意安慰晓谕百姓，明确说永远不让他们戍守边疆，记载在典册之中，如同盟约一般。到现在才过了几天，议论就已经动摇，有人主张让他们代替东军（宋朝的禁军）回还，有人想要用他们来抵换弓手（地方上的武装人员），朝廷的约束难以依靠，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巳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匄gài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苖，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dí，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苖，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即便这项法令坚决推行，果真不强行摊派，估算其中愿意借贷的农户，必定都是孤苦贫穷无法维持生计的人家，要是他们自己就有盈余，又何必和官府做交易。这些人要是被逼迫得太急切，就会接着出现逃亡现象，逃亡之后，就会把负担平均摊派到邻里保甲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仓的制度，可以说是极为周全了。它所坚守的原则简单，但所涉及的范围却很广。假如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常平仓已经储备了一千斛粮食，在粮食价格昂贵的时候，这一千斛粮食投放市场，物价自然就会平稳。一个市场的物价平稳了，一地的百姓自然就能自给自足，没有专门争斗乞讨的弊端，也没有里正（古代乡里小吏）催逼驱赶的辛劳。现在如果把常平仓制度改为青苗法，每家借贷一斛粮食，那么在一千户之外，又有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呢？而且常平仓的官府资金常常担心不够用，如果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借贷的资金了；如果留下一部分用于借贷，那么又能收购多少粮食呢？由此可知，常平仓制度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同时存在。破坏常平仓制度来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会更多；损害官府利益、坑害百姓，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读后诗曰：
事行何必尽循章，民怨难平典亦伤。
且顺舆情安俗意，休因新策惹愁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