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为文动笔如飞，人皆服其精妙。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随即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在地方任职的实践中，王安石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想。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回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被视为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打出了“法先王”的旗号，试图通过“托古改制”的策略手段，用上古先王之法抗衡宋朝的祖宗家法，为变法扫清障碍。他认为，改革弊政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吏治腐败、人才匮乏的问题，强调用人唯贤，用人唯才，循名责实，久任责成。针对朝廷财政拮据、“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成灾的局面，王安石既赞成厉行节约，更重视开辟财源，主张因时因地制宜，通过改革现行各项财政制度来增加政府收入，从根本上解决“用度不足”的问题，也就是他后来经常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思想。
宋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的大名早有耳闻，对这位文才卓绝、学识渊博、特立独行、富有创新精神的著名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朝。宋神宗特许他“越次入对”，以便随时与他讨论时政和治国之道。王安石一再鼓励宋神宗以尧、舜为法，以恢复先王圣政的气魄来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改革祖宗家法中业已存在的弊端，实现富国强兵。这些观点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在他眼里，王安石的人品、学识、文才和吏能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意志坚强，有担当意识，对改革弊政有坚定的信心和系统的设想，用他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由此开始。
为了推行变法，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全面主持新法。
对于宋神宗来说，实行变法的最大目的是富国强兵。因此，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方案也大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设计和推行的。
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作为官方介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初步尝试，所获致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改善了京师的物资供应状况，供需脱节的问题有所扭转，浪费大大减少。其次，官方平准物价的措施以及在赋税征收方面的若干变通，确实给农民带来了部分方便。再次，大大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和物价的操控，使“轻重散敛之权”重归公上。总的来说，均输法的实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天下。主要内容包括：将常平仓、广惠仓所存钱谷作为本钱，在每年青黄不接时贷给民户。借贷者结成户保，根据自愿原则和偿还能力，贷取额度不等的青苗钱。借贷者随夏、秋两税归还所借青苗钱，归还时，须在所借钱数外加纳二分至三分的利息。从青苗法实施的实际情况看，官府获得了大量的利息收入。但因自愿原则受到破坏，利益受损的不仅是富商大贾和兼并之家，许多地区的民户也因官府强迫贷款、收取息钱而颇有怨言，在推行过程中有蜕变为政府敛财手段的明显趋势。青苗法也成为各项新法中争议最大、受到反对最多的一项内容。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四月颁布。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其弊端在于，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
免役法。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正式推行。免役法的主要内容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其作用是：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的推行不仅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小商人的利益。主持市易务的官员专欲敛财，对稳定市场秩序、促进商业繁荣等事却不十分用心。为了多取利息，市易务在统购统销各类商品的同时，还以官钱直接向民间放贷。此外，政府还在原有商税的基础上，向商人加摊所谓“市例钱”，即在商税正额之外加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充作市易务吏员的“膳食之费”。所以，市易法虽然在增加政府收入方面成效显著，但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和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颁布。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实行。各行根据利润的厚薄多寡，按月或按季缴纳免行钱，可以免除行户祗应，或者由官方为其雇人代役。由于市易务直接参与了免行法的制定，且免行钱又是由市易务负责征收，因此有人将此法视作市易法的补充和发展。
免行法与免役法也有相似之处。后者主要是为了解除乡村民户的差役负担，前者则是为了缓解工商行户的科配负担。这两项法令在客观上有利于各行业的人员专务本业、发展生产。但在免行法的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免行钱征收过重或分摊不均的问题，使得不少行户宁愿忍受科配，而不愿缴纳免行钱，甚至出现了既纳免行钱而又不免科配的现象，使行户承受了双重负担。
将兵法。熙宁六年（1073年）夏初行于河北四路。代替了更戍法，改变禁军原有的编制，采取了伍、队、阵、将的新编制单位。即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队；五队为一阵；“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共计二千五百人。在训练上，每天教阅一阵。这种编制形式更有利于训练和实战，对北宋后期的禁军编制产生了很大影响。将兵法实行后，虽也存在着新、旧编制（系将禁军与不系将禁军）并存相混等问题，但对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禁军素质还是有帮助的，因此反对者较少。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其作用在于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保马法。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颁布。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保马法推行后，牧监的养马费用和马匹的死亡率均有明显下降。但光靠这一项措施，并不足以扭转北宋马源匮乏、骑兵落后的局面。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使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三舍法
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新法实施的结果，“富国”有余，“强兵”不足，而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仍是以聚敛和与民争利的手段达成的。“同风俗，一道德”既有合理的成分，又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进步。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和新党内部的分裂，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