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历史小说难作。自由些吧，难免被讥为满纸荒唐言，半向子虚；拘谨些吧，又恐如金圣叹老先生评《三国》的话——“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全然腾挪不开身段。成如容易却艰辛，何其难也！
近世的历史小说家，我最偏爱两位，一系姚雪垠，一系高阳。姚老的《李自成》磅礴悲壮，大开大阖，走的全然是老托尔斯泰与显克维奇的路子；而高阳的作品则像李翰祥的电影，对着你“三十年细说从头”，宫闱掌故、典章制度、市井闲谈、五行八作在笔底慢慢舒展，书中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读了，满肚皮“人生如戏”的况味。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一段清代名臣的八卦，一个寻常的的讽世主题、一桩婢作夫人、“姊妹”易嫁的民间故事，被高阳演绎得曲折周至，使人心潮激荡难平。爬梳史料的功夫自不待言，以高阳对正史野乘的熟稔，连“千秋疑案福文襄”都能让他考证出一部有理有据、煞有介事的《乾隆韵事》，何况这宗陶公生时就流布甚广，连道光帝都动问的情史呢？全书描摹人情物态如画，慧眼识人的孙太太与秋菱、仗义疏财的汪朝奉，贫贱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陶云汀，一起上演了一出穷书生与灰姑娘扬眉吐气的励志传奇……
皆大欢喜了么？小说结尾“双官诰”里的王春娥上台，何以惹得陶澍“泪盈眉睫”？是情难割舍还是传统士大夫难言的曲折心迹？这个前文难觅蛛丝马迹、突发逆转的“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是作者的笔误还是刻意为之？我以为这些都不重要，甚至陶澍爱的是巧筠还是秋菱也不重要。巧筠的势利固不可取，但世间如红拂者少，一定要这么个足不出户的小姐，苦守功名原不可期的陶相公，等着孙太太说的“做人要老来甜才有意思”，也未免苛刻了些。更何况，当年的“安化第一美人”老景凄凄，青灯黄卷了残生，还不算是果报么？
人生有情，人生无常。
唉，“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