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yǐng ），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yòu）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yòu）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 kuí ）一也。”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最后死于鸣条，是个东方边远地区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后来死于毕郢，是个西方边远地区的人。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与后代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相同的。”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zhēn 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gāng）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bì）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chóu）。”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译文：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最后死于鸣条，是个东方边远地区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后来死于毕郢，是个西方边远地区的人。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与后代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相同的。”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治时，用自己乘坐的车辆帮助别人渡过溱水与洧水。孟子说:“他给人恩惠，却不懂得处理政治。如果十一月修好行人的桥，十二月再修好通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君子把政治办好，出行时让人回避都可以，怎能一个个地帮人渡河呢？所以搞政治的人，如果要讨好每一个人，时间就太不够用了。”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与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边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敌。”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离职的臣子要为过去的君主穿孝服；君主怎么做，臣子就会为他服孝呢?”孟子说:“臣子的劝谏被听从，建议被采纳，使君主的恩泽下到百姓身上；臣子遇到事故要离职，君主就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并且派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做好安排；臣子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这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这叫做三次有礼。这样做，旧臣就会为他服孝了。现在做臣子，劝谏不听从，建议也不采纳，以致君主的恩泽无法下到百姓身上；遇事要离职时，君主就要捉拿他，还设法使他在要去的地方陷入困境；离开的当天，就没收他的封地、房屋。这样的人叫做仇敌。对于仇敌，还服什么孝呢？”
为何孟子要批评子产？
子产用自己的车去帮助百姓渡河，此为亲民、爱民之举，可是孟子不仅没有赞扬他，反而批评子产“不知为政”，这是为什么？ 因为，为政应以大道，不以小惠。孟子认为，知道怎么为政的人往往能够想在百姓前头，在问题没有发生之前就将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从源头上就杜绝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解决渡河问题，本质上应该修桥，而非用车子帮人渡河。像子产那样，在问题发生后采取救火式的援助，行小恩小惠、赚足了感激，却没有从源头上解决百姓的渡河问题。在孟子看来，这种“形象工程”未免有作秀之嫌疑。 如同张居正所说，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当天下百姓得到妥善细致的安排时，为政者又何须去察人人之疾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