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历史哲学》2019年第三次共读实录（2019.3.10，徐晓凡整理）
第五部 东汉二百年：理性之内在表现时期
[if !supportLists]第一章 [endif]光武之人格
[if !supportLists]第一节 [endif]光武之习尚
在第一节最开始的时候，《后汉书·马援传》这一段：“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宴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此寥寥数语，即将光武之性格描述殆尽。吾前谓高帝为一天才之人格，武帝为一“发扬的理性人格”，今将谓光武为一“凝敛的理性人格”。就这一段大家有没有明白？马援当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跟着光武帝南征北战，对于东汉初年天下平定以及开疆扩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家觉得马援是否了解光武帝？隗嚣问：“卿谓何如高帝？”就是问我们现在的光武帝和高祖相比怎么样呢？
马援说：“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这句话识人很深，但是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叫无可无不可。这个无可无不可不是今天的这种好好先生，刘邦可不是好好先生。刘邦有没有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特性呢？那当然有。马援讲的一点都没错，这正是刘邦之为天才最重要的特征。按牟先生的说法，汉高祖是一个天才人物，就是生而为天才，那一生就是把自己的天才一体呈现，当下呈现。这是牟先生的意思。但具体我们上次讨论过，这种生而为天才只是刘邦的天才之可能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把握好，要不然也就成了一个宿命论了。说生而为天才，之所以他能够建功立业，就是天纵英才。那后面呢，不管他怎么乱搞，他都可以得天下，他生而为天才嘛。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我们结合哲学和心理学，特别是把心理学的某些维度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他。就是他生而为天才只是他有成为天才的可能性。那后面他所有的成长经历都表明他所有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成长为天才的。那他成长为天才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生命是打开的，特别是他与张良有良性的互动，他非常听从张良的合理的智者的建议，所以使得在每一个最重要的关节总能够选择最好最优的策略，这也是非大智慧的人做不到的。这就是马援讲的“无可无不可”，他不是刚愎固我的，而是能够虚心听取其他更好的建议并随时修正自己的，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是“无可无不可”的。但是这个可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无可无不可，而是非刘邦这样的英雄不能显现的无可无不可。
然后他说光武“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不喜饮酒都成了缺点了。那后边的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好吏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对考核当官这件事十分重视，他不是把你安排在这里就不管了，不是安排你当教研组长、校长就不管了。你有你的工作职责的。如果不考核也是一种做法，光武是让你做这件事，就得事先将标准说得清清楚楚。那你做得怎么样也是有非常细致的跟进与考核的，类似这样一种性格。所以后面牟先生讲高帝为一天才之人格，武帝为一发扬的理性人格，光武为一凝敛的理性人格。武帝为什么为一发扬的理性人格上次我们说过了。因为牟先生将两汉时期的人物的特点性格，他相当于用两个极端——一个线段的两个端点，一个是综合的尽理之人格，那就是要成圣贤，像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其实两汉时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个是综合的尽气之人格，就是要成天才，像刘邦。那汉武帝肯定不是圣贤人格，但是他对于理想、价值观、形而上的东西有没有领会？有，他如果没有领会他会和董仲舒合作吗？时代发展到汉武帝，就不是说天下只是休养生息就好了，不是延续开国之初实行的黄老之术就行了。整个社会应该有一个价值方向，就是所谓的理想，也就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层面，形而上的层面。那汉武帝对这个是有意识的，正好董仲舒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他出现的十分合适。董仲舒之前文帝时期还有一个人叫贾谊，贾谊其实对儒家的价值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但文帝觉得时候未到，所以到汉武帝的时候这两个人一拍即合。汉武帝有没有天才人格的一面？有，但他不像刘邦是一个综合的尽气天才这样的典型。最后牟先生说他是一个发扬的理性人格，也就是他对理性有领会，当董仲舒提出这一套“天人三策”时，汉武帝是可以将这一套形而上的价值观的理性人格发扬光大，然后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的，这就是汉武帝，没有圣贤气象，但是能够领会圣贤所创之理性的价值；不是天才，但也堪称雄才大略！
然后说光武帝是什么样呢？是一个凝敛的理性人格。这一点大家怎么理解？首先是理性人格，这个理性人格大家要知道肯定不是圣贤人格，圣贤人格是要立人伦之极，要开创一宗一派之大人物，光武肯定是没有到的。那他有没有天才性格呢？他当然有，但肯定不如刘邦，甚至也不如汉武帝。他是承接西汉整个儒家价值观，直到西汉末年，儒家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刘秀深受这套价值观的影响，或者说在这套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然后他只需要严格按照这套价值观做出来，成为这套价值观的捍卫者就好了。从价值观的捍卫来说，刘邦、刘彻都不能比，但从创造性来说刘秀又肯定是远远不及的；即便是刘彻，他和董仲舒结合，形成一套价值制度，那也是之前没有的，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几个人需要对比来理解。
这一部分是总，然后中间是资料，然后最后就是范晔论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这是范晔论马援。但牟先生认为这些论述不合适，太泛泛了。然后又说“光武实不足以御伏波，而伏波亦不能盖光武而上之。光武为一凝敛之理性的人格，雄姿不及汉高、唐太，阴威亦不流于洪武。”雄姿英发肯定不及汉高祖、唐太宗，而阴毒威严也不流于洪武。洪武就是朱元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元璋就是太阴毒了。“而伏波则为一美妙爽朗之智者，斯固不能盖光武也。彼知光武甚深，心照不宣，而自行其是。戎马相续，不肯稍停。马革裹尸之语，虽性爽有然，亦所以自处之道也。彼自料绝不能生落囚辱，故尽显其智力以终耳。而光武则始终畏惧之分多，故转而不甚相知也。设若知之深，则异不必深怒已死之人矣。此盖非光武用马援，乃马援借光武以自显。自度不能独立霸业，混一海内，而又不能为圣贤、为大儒，则只有借他人以自显，此其所以终为智者也。”马援这个人牛不牛？绝对牛。马援这个人就是时代不好，如果换另外一个时代，整个价值观不显、天才的、尽气的时代，马援成就的功业可能会更大！就是他的生命的元气要比刘秀过之，而不是不及。他是非常懂得刘秀的，刘秀的性格是十分凝敛的，当时的儒家的价值观、社会架构已经在那了，刘秀只是把它呈现出、捍卫住就可以了。而马援就是元气太足，所以他四处打天下、开疆拓土。他的开疆拓土是光武的本意吗？不是。但他又能理解光武的极限点，他的那点突破用心理学来讲总是在光武的“最近发展区”，也就是总是比光武实际所想的要超出一点，但又没有越出最高线。所以光武只能表面上说他真棒，但私下里其实很不安。所以牟先生意思说：“此盖非光武用马援，乃马援借光武以自显”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碰上朱元璋，有臣子敢这么干的话绝对死路一条。那如果刘邦手下有这么一个人，可能不会死路一条，刘邦可能会和他一块玩，而不会死在刘邦手上。因为刘邦是个天才人物，不仅可以一起开创从未预想之大局，还可以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无可无不可的。当然，如果中间有类似张良、萧何这样的人说，马援这个人功高盖主可能要反了，刘邦可能也会听；但按马援这种性格，会不会反呢？多半不会，他在刘秀手上都不会反，他在刘邦手上会反吗？
这一节就是一前一后把光武帝的性格和汉武帝、汉高祖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好。
第二节 船山论光武
船山在论光武时，只是跟刘邦、刘彻作对比，当然也是跟圣贤人格作对比。圣贤人格显然就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就是说孔孟，他们在当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多半会被人说是“迂阔”，但是，这是不是说孔孟本身就是“迂阔”的呢？今天我们讲迂阔实际上是有贬义在里边的，但是圣贤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评判的。他立的人格系统、价值系统都是超越整个时代的，几千年甚至更长远的时代都可能是不变的。就像今天有没有说孔孟核心义理是不对的。或者说，几千年过去了，西方还可不可以读圣经，这是不可以用世俗的观点去评判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些麻烦，它会站在糟乱的角度去评判本民族最有光亮的文明之火，这恰恰是每一个时代都可能或显或隐的最腐朽的一种表现特征，这一点我们需要十分警惕，不能人云亦云，说孔孟圣贤人格是迂阔的，因为今天迂阔这个词是十分麻烦的。自己的精神立不起来，然后虚妄的指责凡崇高的东西都是迂阔的，实现不了的，但却忘了，某种价值实现不了，恰恰是自己的精神生命实现不了，是自己的人格精神萎缩了，甚至烂掉了！我们对此要有所警惕。
牟先生讲光武肯定不是圣贤人格，他只是凝敛的理性人格，他不是开宗立派的人，也不是立他那个时代形而上价值观的人，他是根据那个时代已经成型的价值观守住、呈现出来。跟汉高祖、汉武帝相比，他不是天才人格，也不是汉武帝那样发扬的理性人格。汉武帝也是有创造性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成型，在汉武帝那个时代儒家思想从文帝开始复兴，但没有成型，而是百家思想一起兴起的，有了“天人三策”才把儒家地位确立起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把儒家思想往内在推，而是往外推，从偏向宇宙论的方向讲“天人感应”。到光武帝时他也不是往内推，如果这样做就很了不得了，有可能成圣贤了。而是从汉武帝“天人三策”整个一套偏外在的儒家价值系统，通过设立五经博士和教化，整个时代的风气已经成为了社会上运行的主流价值体系。读书人一直学习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慢慢在内化，他认同了，就像西方小孩每个周末进教堂，到成年时，可能并不是从科学之“真”角度认同上帝真的存在，但基督教一套仪式、规范和生活模式，他有没有认同感呢？有，他是熏出来的，这个熏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生命本源处真正体认到一套价值系统，这是圣贤，这是很难的。但是，圣贤是可遇不可求的，普通大众需要教化，而教育是讲熏陶的，如果坚持等着生命自己开悟，像孔子一样等到礼崩乐坏然后悟出一套道德系统来，这是圣贤呐，这样的人几千年不遇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光武帝“函之以量，贞之以理”，首先要海纳百川，胸怀要够；其次，胸怀够了，还要你内在的价值方向在，不然最后可能成了江湖老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团队而言，你的方向、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而对于刘秀而言就是汉武帝、董仲舒传下的这一套儒家系统，捍卫之，贞定之，就是大功业！
第二章 光武之凝敛的理性人格所决定之时代
这是本章的总论，讲文化的一脉相承。其实是说武帝与光武的关系。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立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之方向的问题，但是，整体来讲是偏外在的。不过，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这两个人来讲，他们内在的精神不是枯死的，就是即使整个价值观是偏外在的，但这两个人整个的内在精神是活的，所以才能够立一个型范，就是客观理性精神之型范，否则立不了！这一点微妙的辨析要把握住，整体偏外在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们两个内在精神是活的，他们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精神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能共同成就一个型范！那它的问题在哪呢？这个价值系统它本来就是偏外在的，汉武帝、董仲舒那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立起来，是因为有他俩，这两个人的精神是活的，所以价值系统也就是活的，有生命力的。问题是这两个人死掉了怎么办？一旦死掉了，后世的儒生一步一步往下坠，直到王莽，整个走的都是外在的路子，是当作一套外在的价值系统去学习和遵循的，他们不能够往内在的精神上落，那套本来就是外在的系统就越来越僵化，甚至到了王莽那个时代，复古成了时尚！然而，时代不同，肯定不能单纯复古，最终导致整个这套系统流于僵化、枯死，没办法运行。所以牟先生结合这一点批王莽的问题，不出来王莽也许会出一个张莽、刘莽，这就是历史发展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王莽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从王莽主观上来讲他的愿望貌似是美好的，所以后代有许多人在为王莽平反。但是，哪怕仅就王莽的主观愿望而言，如果站在历史精神发展的角度来讲，王莽也只是披着一件美好的外衣，本质上讲他是历史精神僵化僵死的表现。所以，当他最后要搞禅让时，他忘记了，如果你把整个系统僵化掉，事实上就是你自己内在精神已经死了，如果他内在的精神能立的起来，也许能够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从他的整个生命倾向、他所接受的一切、他的生命历程来看，他的精神就是枯死的，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禅让只是成了一个宿命，成为一个对外在凶兆的被动反映。
如果从那个时代来讲，它有没有为禅让制做好准备呢？完全没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禅让才能有可能？不是在上位的一个人的精神是活的就可以了，而是要整个的能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的精神都是活的，然后才可以。很显然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一个时代必须把一个理性的价值观系统客观化、法制化，就是有一套制度系统来确保理性的价值系统成为整个时代的价值系统；很显然，那个时代它是不具备的。归纳一下，如果禅让制能够成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在上位的人他本身的精神是活的，第二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理性精神足够客观化，有一套制度、系统能够确保禅让更替才可以。所以，从历史精神发展的角度来讲，王莽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什么为他平反之说，王莽如果有价值的话，他的价值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之中，不是王莽自身的价值，而是“禅让”本身在适宜的时代有价值的，不过它不能在西汉显现，而是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是有一套价值系统能够以宪法的方式确立起来才行。在上位者有任期，任期到了有一套选举制度去运作，从现在来讲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三权分立，西汉末年那个时代怎么可能？这是王莽闹剧的本质所在。
后面讲到刘秀，刘秀恰好是顺应了那个时代发展。他怎么接续的呢？这一章整个就是在讲这件事。前面在讲汉武帝、董仲舒的几点贡献，但其实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立价值观、立时代精神之方向，二是开创了士人为相的局面。然后这章就在讲光武帝刘秀怎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同时也讲他的局限性。历史的光明面是需要我们继承的，因为你只有从本质上看到他的光明面以及问题面，你才能够更好的接续之。
这是牟先生在讲历史精神特别的地方，在我们历史教研时，我一直在反反复复强调换一种历史观去看历史。这本书读到这就会发现，牟先生的历史观太重要了，他在讲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步一步文武周公到孔孟，再从秦始皇到汉高祖再到汉武帝再到光武帝，这是一个连续的、一脉相承的历史精神发展的脉络，这种发展的脉络一旦梳理清楚，我们才能够通过我们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光明和未来。而之前的历史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请问：如果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和未来该怎么办？是不是和平这么多年也该乱了？真正把这一套吃透，再把政道的角度，治道的角度带进来去看历史。我们再往后面读就知道牟先生为什么到东汉之后就不讲了，就是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是不能纯粹外在的无关痛痒的随便谈谈的，不能说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完了。人文就是生活在人文精神之中的当下的人，与其自身的未来必须要有密切的关联，这是我们今天怎么做人文老师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我们每次共读，都会和团队、学校做一些关联，那这部分和我们的团队、学校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开封这个团队，是重新开创还是要延续传统？重新开创就意味着不仅仅是我们的能力要十分强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团队确立怎样的价值观系统，也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拷问我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什么，一句话：我们到底要做怎么样的教育，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到底希望培养怎样的孩子？我们到底希望追求怎样的生命意义？我们在这个时代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这些问题必须非常非常清晰，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与旷野上躲避追杀同时也追逐猎物的狮子老虎有何分别？对我个人而言，开封这个团队并不需要重新开创一个什么新的局面，我们需要恰好是不忘初心！2014年，当大家汇聚在一起命名“南明教育”时，事实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到底要研发什么样的课程系统，我们到底要创建什么样的学校，事实上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走得久了，我们也可能把初心忘掉了，因为这个时代纷乱复杂啊，活着已实属不易，何况还得苦呵呵的坚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梦想！然而，时代虽然有时代的问题，但归根结底，问题也许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性之物，没有人是纯理性的存在，而且，更多时候我们不是聆听到理性对我们的召唤，而是受到感性、情绪、欲望、贪念对我们的困扰！换句话讲，就是不只是时代、大的团队、大的集团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是感性的，所以必然会受到感性的、欲望的困扰，并因此而忘掉初心、迷失方向！但有一点，今天不管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你想做一所学校，两个人就是一个团队，哪怕你是一个人想做一点事情，你都必须得有价值观和方向，这就是今天所有的世界500强都在讲文化管理，而不仅仅是之前的iso9000认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曾经辉煌的团队最后死掉，不是这个团队都是傻瓜、笨蛋，而往往是方向迷失、价值观丢失，形而上这部分没了，只能活在形而下的层面！我们没有讲形而下不可以，问题是你必须得有形而上、价值观的部分，才能涵盖和支撑你形而下的部分，这时候才可以说形而下的部分也有其“合理性”，否则，就必然一步一步很快变成了丛林法则！人堕落要比动物快，因为动物本来就是依本能而活，一个狮子饿了才会捕杀一只羚羊，吃得饱饱的就在一边休息，哪怕旁边再有一只羚羊它也不会杀的。但人不是这样，人有本能的一面，但他不是纯粹地依于本能而活，他的贪欲、贪念是无止境的。你像那些贪官，一贪贪几个亿，他就天天在家数钱玩，这个跟生存法则有关系吗？所以，古人讲禽兽不如！当然，一个团队的生活，我们要捍卫某些规则，但捍卫某些规则跟捍卫价值观和文化系统是两回事。如果你的价值观丢失了，那你捍卫的某些规则，方向也许就偏失了。具体规则往往都是形而下的，除非它有更高一级的文化、价值观所统领，否则他必然会偏失和扭曲！
第一节 功臣不任吏职
功臣是什么样的功臣？打天下的功臣，打天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是尽理的问题，它是尽气尽才，有的时候需要非理性的精神，以非理性的英雄气打天下。所以，一旦天下打下来，那也就是说使命暂时完成了，当功臣打天下的使命完成了的时候，接下来怎么办？如果他继续去治天下，治天下需要的是理性精神，它跟打天下的精神是有冲突的，所以他如果继续治天下，多半是治不好的，历史上的反例不胜枚举。所以才会有开国皇帝一般杀伐之气都比较重，最重的当然是朱元璋，几乎把开国功臣杀了一个底朝天。但东汉光武一朝，多半功臣都是善终的，当然包括马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从这个角度讲，功臣不任吏职，有他的客观合理性的。
但问题是功臣不任吏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大皇帝自己身上了！功臣可以享清福不做官，但皇帝呢，天下打完后你能不能不做皇帝呢？！如果功臣只能退休，而皇帝却可以照做不误，难免有些功臣心理就会不忿，这就肯定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一起打下了天下，但这个天下不是“公”天下，而是“私”天下，是一家之天下。有些功臣能想通，但肯定有些人想不通。如果大皇帝本人的精神能够立得住，那他活着的那段时期多半也就能相安无事；如果大皇帝本人的精神立不住，即便人没死，多半也会迅速出问题。
大家看华为的董事长是任正非吗？网传目前并不是。他们是轮流坐庄，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案呢？可能也不是，但可能比任正非一人终生做董事长要合理一点。一个团队只有一个人终身做董事长，肯定也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也要成立公司，肯定也要涉及到董事长的问题。我是在想如果第一届我来做，那几年之后呢？我肯定不想做一辈子，那太恐怖了！这个问题，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团队都需要把这件事想透。甚至包括做校长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的公立学校一般都要换届，三年一届或五年一届。那我们将来呢？这个问题肯定也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一个岗位上个人的权力在时间中通过逐步积累变得无限大，权力是一定要被限制的，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即使一个人刚开始对使命、价值观高度认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权力也可能就会无限化、扩大化以至于堕落化。所以，任何团队对这件事都要引起高度警惕！
我们团队有没有对价值观经过充分讨论然后达成共识呢？我跟海波谈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他一直痴迷佛学嘛！我说佛学有两条路：一是宗教的路子，二是哲学的路子，你到底想走哪条路？我们尊重所有走宗教路子的信徒，甚至，等到我们的事业发展稳定之后，我也有可能走上这条路，但是，当下，我们只能也只愿走佛学哲学的路子，我们暂时还没有资格走佛学宗教的路子啊！我没资格走，你也一样没资格走！以你的年龄和经历，你该承担就要承担，该你承担的时候你不承担，那你就是违背了团队的核心价值观！年前，我还跟团队的另一位“老人”聊过相似的话题，这个“老人”偏道家一点，我在讨论时说：什么叫“团队老人”？就是意味着在该你承担的时候，你就应该当仁不让的承担！在你该退的时候，也就是有优秀的年轻人冒出来的时候，你就该往后退！否则，我们只不过是“老人”，而根本不配被称为“团队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价值观系统来确保的话，我们的团队怎么可能基业长青？！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的书？很多人善意地批评我们只不过在读无用之书！我在晋中说过：我们读《历史哲学》这本书，一方面是为文综特别是历史政治课程研发服务；当然，更重要的是，借助阅读，我们进行思想层面的深度沟通和交流，进而思索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团队建章立制的大问题！任何一个团队，起步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心齐当然是很重要的，而稍微稳定之后，仅有心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非常科学合理的机制确保团队科学高效的运行！否则，光靠心齐是没用的，过去替天行道揭竿而起的事，倒是很心齐，但他们最后的结局能好嘛！
第二节 峻文深宪、责成吏职
首先说汉武帝跟董仲舒是一个理性之原始的整全性，这一点大家有没有疑问？因为他讲天人感应，整个过程中讲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事实上是一种原始整全的宗教性形态，至少是有形态上的相似性的。到了光武帝的时候，他不是继续往外在的宗教形态上走，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坎陷——向社会管理和运作层面落下来。讲天人感应、天人三策，归根结底你还不是为了管理天下，让天下变得更好嘛？！但在汉武帝时，只是一个原始整全的呈现，到了光武帝时是坎陷的、下落的，往下落就是把这个董仲舒所理解的儒家理想在整个社会形态中实现出来，怎么实现呢？光武帝由此走向了“分解的理性”，不仅仅谈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他可能甚至会感觉仅仅如此不就是“空喊口号”嘛！）。
光武帝从吏治的角度把理性的理想真正实现出来，这个就叫做分解的理性；而这个分解的理性必然会造成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汉武帝来说，天下姓刘，就是我的，所以，没有内朝与外朝，也没有什么皇权与相权，所有的都是一体的、不分彼此的；但是，经过光武帝一分解，就有了多主体了，这必然会造成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对立，进而很快就会造成内朝和外朝的对立，也就是所谓的皇权和相权的对立。一方面这种对立是发展的必然。这就和同我们读的怀特海哲学，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认知活动）的发展历程无非是一个“浪漫整体——局部精确——综合”的“正反合”之过程。开始是一个原始的浪漫的整全的形态，但是你一定要往更高一级去发展，就是要去具体的局部聚焦和分解；分解的形态必然会导致一个一个不同的观念形态的形成和彼此之间的对立，但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形态，它就是怎么样继续发展，并最终形成一个综合的具有创造性的整体之形态。因为光武帝是一种不自觉的坎陷形态，而不是一个自觉的坎陷，所以，他坎陷、他分解，并因此造成了正常的对立，但他有没有进一步抵达到更高级的阶段呢？他显然是没有的，因为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坎陷。所以最后他由对立导致了斗争，主客对立是必然的发展阶段，让大家都有创造性，当然会造成大家观点对立的局面。但是对立能不能不导致残酷地斗争，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自觉地架构新形态的意识和能力了！光武帝没有这个自觉意识，所以他就导致了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者之间的斗争，其实根本处也就是相权跟皇权的斗争，尤其是宦官，他是完全依附于皇帝的，像明末崇祯帝时期，魏忠贤权倾朝野，但崇祯帝想让他灭他就只有灭，因为宦官是彻彻底底依附在皇帝身上的。外戚稍微有点不同，他是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整体来说还是依附于皇权的。所以，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者之间的斗争本来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综合之形态，但是很遗憾，它逐步陷溺于非理性之泥沼中的堕落的斗争，所以最后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一句话，对立甚至包括斗争，不同观点之间的对峙，除非以更高的价值观来统率，否则的话，必然会导致分裂和一盘散沙，直至万劫不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