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铳·步枪·驳壳枪（长篇小说连载之二十六）
第二十六章 红火的公共食堂倒闭了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理发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等上升到新的高度。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和儿童福利事业这两件事情如果办不好，就不可能巩固生活集体化，不可能从家务劳动中把妇女解放出来，而使整个生产受别的影响。
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那种把公共食堂看成是“生活小事”，从而忽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不值得在食堂工作上花费“领导的精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
公共食堂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五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久还会变成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这不是小事情，而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
“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是农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先后介绍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兴办食堂的经验。
“公社是桥梁，食堂是天堂，一日三餐有荤素，社员个个喜洋洋。”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发表后，全国农村各地兴办了319.9万个公共食堂，有4亿2千万人口在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8.8%。“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于是，富春一带火热朝天，甚至直接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可以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一股脑儿“共了产”，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
在这样的共产风猛烈吹刮下，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作为人民公社建立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就应运而生了。
桐洲人民公社成立时，公社孙书记开了各村支部书记会议，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大队都办起公共大食堂，得到与会大队支部书记的一致拥护，拍手鼓掌，纷纷表示咱们大队绝不拖人民公社的后腿，将紧跟富春县委、桐洲公社办好公共食堂。
福生所在村坊，在大队支部书记邵明桥鼓动下，在全公社范围内第一个顺利地办起了公共食堂，搞了隆重的开张仪式，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公社孙书记满脸春风地讲了祝贺的话，表示要把桐洲大队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推广到全公社，敦促其他大队办公共食堂的步伐。
公共食堂是体现“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场所，要办好食堂，必须“全体社员参与食堂的工作和管理，要民主选出食堂的管理委员会，并定期开会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定期公布帐目，要经过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并充分运用大字报经常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孙书记差不多将《人民日报》社论上讲的大道理，再复述了一篇。
最后，“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这句口号，从孙书记的口中喊出，引来了与会社员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声。
桐洲大队公共食堂就设在土谷寺内，全国解放后，土谷寺的香火就渐渐地黯淡下去了，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寺里的僧侣就陆续走光了，大部分还了俗，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福生的师傅许主持、许执事也都没了音讯，福生估计两位师傅都回了老家，就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两位师傅安康，平安度过余生。
“土谷寺”那几个大字，早已被石灰水涂抹掉了，写上了公共食堂的横批“人民公社好！”大门口贴有“人民即衣食父母，公社乃温馨家园”的对联，想必是村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吃多少就有多少，真是其乐融融啊！
当时的情势，为了赶上英国超过美国，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福生所在大队，在大队支部书记邵明桥鼓动下，家家都把铁锁、铁锅、铁火盆、铁架子等都贡献出来了，老百姓连做饭炒菜的家伙也没有了，刚好吃公共食堂饭，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全大队的社员无不欢欣鼓舞，感到人民公社真好，连饭都是大伙集合一块吃的。
而人民公共大食堂，以实行配给制的名义，公然抱走了社员家中的老母鸡，牵走了社员家中的小山羊，榨干了社员手中仅有的一点余粮，大吃大喝没多长时间，就黯然地退场了。
有意思的是，公共食堂的锅灶、蒸笼和手拉风箱等，都是各家各户拿来的，水缸、面缸、面盆、面板等各式炊事用具，也是各家各户主动拿来的，自带碗筷吃饭，就连饭桌和大小板凳，也是社员主动拿来的。
吃饭的时候，煞是热闹，老人和婴幼儿在屋子里，大多数成年人就在院子里，呼朋唤友地那个热闹，像及了大户人家在办红白喜事，很多人吃相不雅观，有的人放开肚皮拼命吃，一直要吃到撑不下为止。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初期，不限量，放开肚皮吃，还大鱼大肉，大快朵颐，村民那个满意啊，真是没得说，还有个新鲜度的因素在里面，整个村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以小队为单位分配桌子吃饭。
中期，红红火火的公共食堂，慢慢的就不火了，开始限量，再接着以人定量了，就很少有鱼肉了，最多的是青菜萝卜，饭也渐渐地稀了，但是好呆还有饭粒，社员们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此时，已有不满意的声音发出来了。
后期，基本就剩下了萝卜丝汤和包心菜汤，已看不到饭粒了，赵阿珍这样的好劳力，都饿得头昏眼花，在挑塘泥时，因为肚里没货，一头倒下，晕过去了，醒来时，对着倪福生直掉泪，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福生也感到眼睛发酸，都快忍不住了，赵阿珍，昔日的富春县武工队队长，都饿成虚胖了，全身浮肿，脸色腊黄，真成了“黄胖”。
福生见状，终归于心不忍，回家告诉阿冬说赵阿珍得了“黄胖”，那是饿出来才浮肿的，人都变了样，让人看了心痛，希望阿冬做点玉米糊给阿珍吃。
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了。
大队公共食堂正式开出来时，说是动员其实是将每户家里的粮食都搜刮一空，阿冬是个聪慧的女子，想了很多，那么多人集体吃饭，总有散伙的一天，到头来还是要各顾各过日子的，就暗暗地将几十斤玉米藏在了养猪的草所内，稻米则一斤不留，全都按大队的要求上交给了公共食堂。
后期，福生这样的好劳力，吃萝卜丝汤和包心菜汤，饿了没力气，挑担子都很累的时候，阿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不时地在家煮点玉米糊，给他补充点能量，才使福生顺利度过难关，至少没像赵阿珍那样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和“黄胖”一样。
在公共食堂的那些年，“饿”字成了福生最痛苦、最深刻、最恐惧的记忆，这种饿的感觉，是现在的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吃的欲望可以驱散任何思维活动，分分秒秒都处在饥饿的折磨中。
锅子砸了，自留地收回了，社员们都饿着肚子，也不容许谁私下弄到食物，大队干部经常带着背着三八式步枪的民兵，当然枪里是没有子弹的，三天两头有目标地到农户家搜查，发现粮食之类的东西一律无条件没收，谁家有香味飘出就会暴露目标。
严峻的现实，也使公社孙书记有所惊恐，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上，很多公社干部都饿浮肿了，尤其公社副书记朱花球，这位公社唯一的且漂亮的女同志，脸色变得极为难看，黄黄胖胖的，失却了年轻人的容颜，倒似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了。
所以，在孙书记的默许下，捆在食堂就餐的做法渐渐地宽松，允许每人请假几天去找吃的，最现实的还是找粮食的替代品，大批的社员涌向附近山头去挖蕨根，去田边采摘野菜，后来就连野菜也挖不到了，饥不择食了，什么树叶、树皮及一些自认为可吃的东西都找来吃。
朱花球，桐洲公社的副书记，小时候地主家的童养媳，1949年5月自富春解放后，苦大仇深的她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桐洲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办事员，人民公社成立后，才升迁之公社副书记一职，和桐洲大队倪福生家关系极好，后来做了孙阿冬的干女儿。
公共食堂发展到后期，已经极少看到米粒，朱花球也饿了头晕眼花，那天到桐洲村办事后，就到干娘孙阿冬家，刚巧遇见孙阿冬正在熬玉米糊，那是因福生要求，给原富春武工队队长赵阿珍吃的，饿极了的朱花球，什么也顾不上了，一再央求干娘给她喝点。
阿冬十分疼爱这位从小就没了爹娘，自小给地主家做童养媳的干女儿，见她饥饿的样子，就将熬好的玉米糊全给了她，“吃吧！孩子，看把你饿的。”阿冬心痛的说，脸色腊黄的朱花球，使阿冬顿生母爱之情，怜惜起眼前的干女儿。
“妈，我的亲妈啊！”朱花球这位公社副书记，早已眼泪汪汪了，她早已将孙阿冬当作自己的亲娘了，猛地投进了阿冬的怀抱。
朱花球终身未嫁，文革前作为浙江省的劳动模范，上北京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浙江的语文教课书上有一篇文章，“我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说的是旧社会一个童养媳，解放后成了劳动模范，并成了公社书记，说的就是阿冬的干女儿朱花球。
孙阿冬比之丈夫倪福生高寿，于1986年秋天与世长辞，享受退休生活的朱花球闻讯，顾不上生病的身体，大老远的赶过来，全程参加了干娘阿冬的葬礼。
大跃进，各地虚报亩产上万斤，国家却借机大量廉价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到后来很多地方的农民只能喝西北风，剩下挨饿的份了。
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灶。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遭灾歉收，粮食形势日趋紧张，公共食堂虽然采用“瓜菜代、二稀一干”等方法来节约用粮，但粮食仍然入不敷出，桐洲大队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如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喝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辽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等。
但是，凡是食用过各种“增量法”煮出来的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吃了这种饭不经饿。随着公共食堂供应的恶化，农民的态度开始转变，部分农民甚至要求退出食堂。
1959年5月，中央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等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的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
1959年春开始，大面积的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在庐山会议召开的7月，安徽、河南等地的公共食堂，每天连2两粮食也发不出去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如瘟疫一样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富春县这样富饶的江南水乡，都开始有人饿死了，更何况全国其他经济不发达的区域了。
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不断有人饿死，真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这个教训也是极为沉重和惨痛的，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1961年3月至6月间，各地开始解散公共食堂，富春县桐洲人民公社桐洲大队公共食堂，终于彻底倒下了。
1962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北京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农业六十条（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决定；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直到此时，以行政命令大办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才得以纠正。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条文删去，人民公社兴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的做法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怎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时让社员欢欣鼓舞，但是，终归日子不能长久，成为了历史，并被后人记住，现在的人知道，哦，原来历史上曾经办过人民公共大食堂。
“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
“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以上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前途无量》的社论，感觉有点怪怪的，谈不上搞笑，但人民公社搞食堂，和帝国主义有毛的关系啊！
父母诞下本文作者的时候，人民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
本文作者这样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回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学校领导哭笑不得。
凡是上了一定年龄，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少有不心有余悸的，时下学术界给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为数不少了，但对于农村公共识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
本文作者在想：农村公共食堂，这种荒唐可笑、稍有常识的人就会嗤之以鼻的怪像，为何能在辽阔的文明古国大地上推广开去？
看来首先要“归功”于当时强大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那时会议最多，标语最多，口号最多，大大小小的干部几乎天天要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层层传达会议精神，都是大跃进如何好，人民公社如何好，公共食堂如何好。
报纸、广播以及各种宣传资料配合会议精神，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地美妙，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压迫剥削，人人自由平等，生产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
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要什么就给什么。“托儿所，幼儿院，公共食堂、敬老院”，“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的牛奶鸡蛋，穿的绫罗绸缎”……
这样美好的生活如何得来？回答是只要实行人民公社，只要加入公共食堂，美好的共产主义很快就会来到。所以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
公共食堂竟然像“心脏”一样须臾不可离开，没有心脏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呀？于是无数的农民热情高涨，把自家的粮食蔬菜都搜刮干净，统统交给食堂，然后把自家的锅笼砸了，锅台扒了，热热闹闹又稀里糊涂地到公共食堂排队吃饭去了。
当公共食堂的弊端一步步暴露，大锅饭越喝越稀，每天几两的口粮让人饥肠辘辘、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又开始忽悠了，现在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福上福，往共产主义过渡，必须要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
报上开始大力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粮断顿，吃野菜、啃草根、嚼皮带，艰难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天只吃一颗黄豆，毛主席还舍不得吃，送给红军战士吃。
我们每天还有三两粮食，比毛主席他们的生活标准还高。况且他们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有解放军在保卫着我们，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一定要珍惜，现在吃点苦，就如同进行万里长征，美妙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在不远的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