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一回便描述了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情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在中国古典名著以及当代一些武侠小说中，时常有这种情节：兄弟结拜。这种习俗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频繁，但现实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古代这种“结拜”习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首先要肯定的是，“结拜”这种习俗确实是存在的，并非是文学作品中的杜撰，而且这种习俗非常古老。不过和大家印象中有些不一样：大部分人的印象中，这完全是下层民间江湖风俗，但实际上，这种习俗是由朝廷庙堂而衍生出来的。这其实从“拜把子”的仪式就能看出来。大家印象中的“拜把子”仪式都有啥呢？歃血、拜天、烧香……这些习俗是不是和某种习俗很像？就是古代的国家结盟仪式，所谓“歃血为盟”，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这种盟约的本质都是一种“对血缘关系的延伸”。
古代农业社会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一个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势力集团，“血缘”是划分关系亲疏的最重要依据，这是人类本能。于是，在出现了成熟分封制的周朝，其最初相当大一部分分封国都是分给自己的同宗，这些同族构成“姬姓天下”的强大构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血缘关系自然会渐渐疏远，而且会有新附庸的“非姬姓人员”，对于这些人来说，必须通过一些仪式加强联系，最典型的仪式就是“歃血”，这象征着将血液交融，意思是 “非血亲关系血亲化”，结成“义血缘”，即“虚拟血缘”。
这种仪式通常是以国君代表国家完成的，所以原本这种代表国家结盟之间的政治仪式渐渐个人化了，国家之间是结盟，个人之间就变成“结干亲”，即“金兰之交”。“金兰”一词选自《易经·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干亲”除了认兄弟的，还有认父子的，至于这“干亲”是不是一定靠谱，也不一定，毕竟亲兄弟甚至亲父子都能反目更何况是“干亲”，“结干亲”最失败的是董卓了，“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墯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
目前的文献表明，“个人结拜”习俗的出现不晚于汉代，到南北朝末年，结拜成为中国社会中相当盛行的风俗，隋唐时期，沿袭魏晋南北朝风气，有异姓结义之俗，且结义时必焚香火。而且不光男性可以结拜，女性也可以结拜，唐人崔令钦在《教坊记》中就曾这样记载：“坊中诸女气类相似，约为香火之兄弟。”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个人结拜”几乎完全取代了“国家结盟”，至于原因相当简单，秦朝之前中国是分封制，各个诸侯国还需要“合纵连横”；秦朝之后中国是大一统王朝，政治权利高度统一，这种环境下，丧失了结盟了环境，至于周边部族，谁有资格和中原皇帝称兄道弟？当然，特殊情况下会出现例外，比如宋辽之间结下“澶渊之盟”。于是，“结拜”习俗也由庙堂退到了江湖。
到了市民文化高度发达的明朝，结盟的习俗也渐渐正规化，明朝，“结拜”一般需要有书面契约（俗称“金兰谱”），还要拜关公、喝鸡血等，通过严肃的仪式来体现出“结拜”的正式性。
那么，个人结拜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说中通常的表述是“意气相投”，这个因素不能说没有，不过从社会结构分析，这种结盟实际是一种“伦理关系的补充”而不是私人的一时冲动，中国古代基本经济体制是“小农经济”、基本政治制度是“大一统封建皇权制”、通行的意识形态标准是“儒家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下，基本的联系在于血缘，其次是婚姻，至于非血缘人之间的联系呢？宗法伦理的构建很弱，但是一旦出现什么社会变动，底层如果要团结起来构建命运共同体时，自然需要其它仪式补充，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结干亲”的行为。
结拜仪式是有相当严肃性的一种仪式，这等于是向整个社会宣布“自己的另一重社会属性”，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义缘”关系已经被广泛承认的，一旦背叛，那将被全体社会视为“背信弃义”之人。
那中国古代结拜的都是哪些人呢？“结拜风俗”最盛行的其实并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农民的社会关系相当简单，且绝大多数都靠宗族维系，不需要额外加强；当然更不可能是朝廷官员，这些人唯恐背上一个“结党”的名声，怎么还敢结拜，嫌弃皇帝的刀子不够硬？乱认义子的蓝玉后来啥下场？他们之间沟通关系是有其它方式的；最盛行“结拜”风俗的是一些“社会人”，比如一些商人，出于利益需要，一些长期合作的伙伴就会结拜成兄弟，以增进双方关系，明清时期中国全国市场渐渐成型，商帮开始出现，很多商人联合自强，往往就会进行结拜。
岸本美绪在《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里谈道：“在安定的乡村秩序解体过程中，被排挤出来的孤立无援的个人为了在竞争社会里生存下去，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构建新的客观性的整体秩序，而是必须结成基于血缘一体感的人际关系”。
那么，朝廷对这所谓的“义缘”是什么态度呢？答案不用说：反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源于秦朝，秦朝政治制度成型于商鞅变法，而《商君书》中最经典的一句便是“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对于社会上的组织结构，朝廷是有天然的敏感性的。在专制巅峰，又有满汉矛盾的清朝，官方甚至明令禁止结拜，顺治年间，朝廷明确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但是能完全禁止住吗？当然不能，不是说不想，而是朝廷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封建时代的国家机器根本没有能力管理那么细，一般老百姓就是结拜了，官府也不至于深究，地方官谁也不想给自己找事。
不过，这使得结拜更加隐秘化了，于是“结拜”渐渐有形成“结社”的趋势，清末民国时局动荡，江湖绿林四起，很多都有“结拜”的影子。民国时期的结拜非常盛行，最著名是就是奉系缔造者张作霖与汤玉麟等豪杰的结拜，甚至蒋介石都和冯玉祥交换过金兰谱。当时的很多商家大肆印刷销售金兰谱，很多都流传到现在。
不过，这个时候的“结拜”意义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淡化，对于大部分结拜的人，尤其是上层来说，感情因素、意气相投等基本不存在了，通常都是纯粹的利益联合。
即便如此，结拜习俗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是深刻的，因为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桃园结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浪漫的情节之所以流芳百世，正是中国人对其体现出的社会底层肝胆相照，团结互助，生死与共，为共同的宏大理想所奋斗的高贵品质的深刻认同。时至今日，中国的很多孩童仍然会在游戏时模仿文学作品中进行“结拜”，尽管只是稚子之间的戏谑，但却也体现出一种对“义”的尊崇，即便是在孩童心中，“义”也是很酷，很阳刚的一种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