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卷五·三】
西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刻《南邦黎献集》；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得与其选。后此本进呈御览，沈之受知，从此始也。公《春风亭会文赠华豫原》一律，中四句云：“谬以通家尊世讲，敢当老友列门生。文章报国科名重，洙泗寻源管乐轻。”其好贤礼士，情见乎词。公亡后，门下生杨潮观梓其诗五百余首。《苦热》云：“未能作霖雨，何敢怨骄阳?”《偶成》云：“杨柳情多因带水，芭蕉心定不闻雷。”《题某寺》云：“飞云倚岫心常住，明月沉潭影不流。”《别贵州》云：“身名到底都尘土，留与闲人袖手看。”呜呼!公出将入相，垂二十年，经略七省。诸郎君两督、两抚，故吏门生亦多显贵。而平生诗集，终传于一落托书生。檀默斋诗云：“不有三千门下客，至今谁识信陵君?”
鄂尔泰，（1677—1745年），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清朝中期名臣，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历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等，加衔太子太傅等，赐号襄勤伯。乾隆十年（1745年）逝，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乾隆二十年（1755年），坐胡中藻狱，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鄂尔泰一生未纳妾，共有六子二女。长子：鄂容安，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河南巡抚、两江总督。次子：鄂实，官前锋统领（按：前锋统领，清官名。正二品。分左右翼，各分掌四旗前锋营政令）。三子：鄂弼，官陕西巡抚，兼署西安将军，四川总督。四子：鄂宁，官至云贵总督。还有二子未见官衔记载。
《南邦黎献集》，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三：“《南邦黎献集》十六卷，鄂尔泰辑。文端于雍正三年（1725年）官江南布政使，下车延访真才，建春风亭会课，所得佳编，裒集成卷。类编付梓，颇称好事。甄拔之士，一时翘楚。”按：鄂尔泰雍正元年擢江苏布政使。
沈德潜，（1673年—1769年），字碻（què）士，号归愚，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著名学者。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què）。后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洙泗，即洙水和泗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时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后因以“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
管乐，指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与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的并称。出自晋朝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
杨潮观，（1712年—1791年），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14岁时参加鄂尔泰举办的春风亭诗会。乾隆元年举人，曾长期在各地任县令，后迁四川邛州知州。于卓文君遗址上构筑吟风阁，与友朋啸咏其间，并把自己创作的戏曲作品结集为《吟风阁杂剧》，共收短剧32种，均为单折的短小杂剧。
郎君，1.古代妻子对丈夫的称呼；2.通称贵家子弟为郎君。语出《文选·应璩》：“外嘉郎君谦下之德，内幸顽才见诚知己。”
檀萃，字岂田，号默斋，安徽望江（安庆）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选贵州清溪县知县。后任云南禄劝知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奉命运解滇铜赴京，途中翻船，损失生铜六万余被革职查办，流放云南。后受聘于昆明育材书院及黑井万春书院。著有《黔囊》、《蒙岳记》、《农部琐录》、《滇海虞衡志》十三卷、《楚庭稗珠录》六卷、《穆天子传·注疏》六卷等。
【闲言碎语】
袁枚以诗名天下，但终究是一个辞职官员，即便是一生财色名三收，但在封建社会里，自己的内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失落。他一直对沈德潜因诗得乾隆青睐而优礼有加心有不甘。此条诗话，借着沈德潜官至尚书，却对恩公鄂尔泰的诗作不闻不问，对其为人处世进行了暗讽。
其实，沈德潜得乾隆青睐，并非仅仅因为鄂尔泰在《南邦黎献集》选录其诗。沈德潜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沈钦圻，是明末很有成就的诗人，著《晤书堂诗稿》。沈德潜自幼受祖父教诲，幼有诗名。26岁时学诗于叶燮。35岁左右时，诗名已经很大，受到著名诗人王士祯（渔洋）的赞赏。康熙五十五年（1716）,沈德潜时年44岁，编成诗集《竹啸轩诗钞》十八卷。45岁，与同学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集》十卷。47岁，编成《古诗源》。59岁，著《说诗晬语》两卷。60岁，又与周淮合辑《明诗别裁》十二卷。到这一年，沈德潜已“推论历代风雅源流”，总结前朝各派诗学，是一位有很高成就的诗人和诗论家。沈德潜的诗学思想，简言之：尊诗之道；强调教化；倡言格调。但此时，他还是一个秀才，参加十七次乡试，都没有考取功名。64岁时被荐举应“博学鸿词”试，亦未成。到了乾隆四年（1739年），中举人，次年进士及第，时年67岁，选庶吉士。乾隆七年四月廷试，乾隆见沈德潜年老，询之，知为东南老名士，授编修。自此以后，沈德潜常与乾隆赓和歌诗，官位每年晋升一级。致仕前，他累迁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上书房辅诸皇子。77岁因年老退休，乾隆赐“诗坛耆硕”匾额。乾隆三十四年，沈德潜97岁去世，赠太子太师，赐谥文懿，御制悼诗云：“寿纵未能超百岁，诗当不朽照千秋。”如此礼遇，在古今诗人中罕见。
沈德潜尽管诗学成就很高，诗名很大，历经康熙、雍正两朝，却无人赏识他，无人重用他。为什么67岁考中进士，69岁受乾隆面试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庶吉士，高升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得到了许多前人从未得过的“礼遇”呢？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政治需要”。乾隆喜欢写诗，深知诗歌在“教化”中的作用，在“文治”中的地位。于是，在他即帝位后不久，便选中了沈德潜这样一位年资名望很高，诗学成就很高，诗学思想很符合政治需要的人。给沈德潜超高待遇，是为了使其能主盟诗坛，凝聚天下读书人，为自己的“文治”出力，巩固自己的政权。袁枚只看到了沈德潜的荣华富贵，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诗学思想与朝廷的政治需要格格不入。以为自己的诗作点赞的人多就能够上位当官，岂不知还要看点赞的是谁？点赞的“含赵量”几何？如此来看，袁枚的政治敏锐度还是有所欠缺。
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重臣。以能称，不以诗名。雍正临终时，任张廷玉、鄂尔泰等为顾命大臣，以辅佐乾隆帝，二人虽同为顾命大臣，但素来不和。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有所过失，他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难堪。张廷玉诗文俱佳，一生作诗数千首，且有诗论主张。所以，鄂尔泰诗作水平与之相比，当有不小差距。既然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鄂尔泰当然不想以己之短比敌之长，生前不出诗集以免政敌讥讽，应属正常。由于鄂、张二人不和，各级官员也以二人为首成鄂、张两派，由此朋党之轧不断。乾隆对朋党十分痛恶寻机剪除。鄂尔泰于乾隆十年去世，但鄂党未散。其得意门生胡中藻，时任内阁学士、督湖南学政，且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交往密切。为抑制鄂、张朋党，警醒官员，乾隆二十年（1775年），乾隆以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中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有辱蔑大清之意，以鄂昌的诗作《塞上吟》中称蒙古为胡人，斥鄂昌忘祖纯属满洲“败类”。胡中藻处斩，鄂昌赐自尽。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乾隆还严告众臣：“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将文字狱用于剪除朝中朋党，是乾隆的一大发明。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鄂尔泰的后人虽然身居高位，但也是战战兢兢。大儿子鄂容安、二儿子鄂实先后战死沙场。鄂尔泰的儿子们为自保免祸，不出版父亲诗集也在情理之中。
政治人物出书与否，向来以政治形势与政治需要为准则。出版书籍之政治标准与学识、艺文水平之高低，又将影响政治人物的声誉优劣，进而影响政治前途的好坏。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是政治幼稚。古有袁枚，今有贺电。至于杨潮观为啥要给鄂尔泰出版诗集，这是他性格使然。史载：其“以古贤自期，与今之从政者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