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那家旧书店要关门了。
我路过的时候，看见老周正把一摞摞书往纸箱里装，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霜。书店的招牌“知味书屋”四个字还是上世纪那种手写的楷书，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
“周叔，真不开了？”我站在门口问。
他抬头看见我，笑了笑：“是啊，干不动了。”他直起腰，捶了捶后背，“你来得正好，有些书你挑挑，挑中的拿走。”
我在这家书店买过七年书。从大学时代开始，每次路过都要进来翻翻。老周从来不赶人，哪怕只看不买，他也会给你倒一杯大麦茶。他的茶总是很烫，杯子是那种老式搪瓷杯，磕了好几个口子。
我走进书店，书架上的书已经少了大半，剩下的横七竖八地躺着。空气里有股陈旧的纸页味，混着大麦茶的香气，像某种正在消失的东西。
“周叔，那本《聊斋志异》还在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在的，一直没卖出去。”
他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布包，打开来，是那本《聊斋》。深蓝色的布面精装，书脊已经松了，翻开来，扉页上有人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赠爱妻静秋，一九九七年春。
“这本书……”我犹豫了一下。
“是我妻子的。”老周在藤椅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茶，“她走了十年了。”
我翻开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已经泛黄了，折得很小，塞在《婴宁》那一页。纸条上写着几个字：老周，我今晚要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早点回来。
“她那天没等到我。”老周说，声音很平，“我进货回来晚了，她在厨房里，火还开着，人却倒在地上。心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茶杯握得很紧，指节泛白。
“这十年，我每天开门，总觉得她还会推门进来，跟我说‘今天有没有新到的好书’。”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知道的，她爱看书，尤其是《聊斋》，她说蒲松龄写的是鬼，其实是人心。”
我翻着书页，在《小翠》那页又看到一张纸条：老周，儿子今天会叫爸爸了，你回来听听。字迹有点潦草，像是匆忙中写下的。
“我儿子在深圳。”老周说，“他让我过去，我不想去。这里挺好的，有你这样的人来坐坐，有这些书陪着。”
他把剩下的书都装进纸箱，动作很慢，每一本都像在告别。我帮他把箱子搬到门口，阳光移了位置，照在书店的地上，像一条金色的河。
“周叔，这本书卖给我吧。”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不卖。你要看，随时来拿。书这东西，得有人读它才有意义。放在谁那儿，不重要。”
他把《聊斋》重新包好，递给我：“拿着吧。”
我接过书，布包上还带着他的体温。他站在书店门口，朝我挥挥手，转身拉下了卷帘门。铁皮摩擦的声音很刺耳，像是在拉上某个时代的幕布。
我站在巷子里，抱着那本《聊斋》。梧桐叶落在肩上，很轻。
后来我常去老周家。他搬到了书店后面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他给我泡茶，还是搪瓷杯，还是滚烫的水。我们很少说话，就那么坐着，看石榴开花，看石榴结果。
有一次下雨，我翻着那本《聊斋》，在《聂小倩》那页看到一行很淡的字，像是泪痕洇开的：老周，我今早听见你咳嗽了，别抽太多烟。
他凑过来看了一眼，笑了：“她总是这样，什么都要写在书里。她以前说，万一哪天她不在了，这些字还在。”
雨打在石榴叶上，沙沙地响。
我把书合上，说：“周叔，我明天再来看你。”
他点点头，说：“带点新茶来，你上次那个龙井不错。”
我走出院子，回头看了一眼。他坐在藤椅上，抱着那本《聊斋》，像抱着一个旧梦。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他没在藤椅上。邻居说，他走了，晚上睡梦里走的，很安详。
他的手里还握着那张纸条。邻居说，是夹在《婴宁》那页的，上面写着：老周，我来接你了。
我把那本《聊斋》带了回来。它现在放在我的书架上，旁边是我新买的茶。偶尔翻开来，还能闻到一点大麦茶的香气，像某个下午，书店里阳光的味道。
我喜欢在一个下雨天，坐在窗前，翻开一本旧书。纸张发黄，字迹模糊，但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爱，还清晰得像昨天刚写下的。它们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时间。而时间，从不带走真正珍贵的东西。
我喜欢在旧书里读别人的故事，然后发现，那些故事里，也有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