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仆轮回
清乾隆年间，汉口镇商贾云集，九省通衢。在这片繁华之地，有两个商人，一个叫李甲，一个叫张乙，合伙做着不大不小的买卖。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银子赚了一些，却始终觉得低人一等，见了知县要磕头，见了知府要跪迎，连县衙里一个师爷，都能让他们陪着笑脸递上拜帖。
“与其给人家当孙子，不如自己当老爷。”李甲在某次酒醉后拍着桌子说。
张乙眼睛一亮：“兄台此言正合我意。只是你我虽有些积蓄，要走正经科举路子是断然不成的，不如合伙捐个官。”
这便是故事的开始了。
两人一合计，捐官的花销不菲，李甲家底厚些，出了七成银子，张乙出三成。但有趣的是，这笔买卖不是投资分红，而是一桩“职位共享”的契约，李甲当正印官，张乙做他的长随跟班。约定三年为期，李甲在任上威风，张乙在幕后分润。二人歃血为盟，白纸黑字写得明白，连“届满之后另行商议”这样的条款都考虑到了。
银子使出去，吏部的文书下来，李甲补了湖南某县知县，张乙果然换了身仆人的衣服，背着行李跟了上去。
上任那天，李甲穿着七品补服，端坐在轿子里，鸣锣开道。张乙跟在轿后，弯腰驼背，一口一个“老爷”叫得恭顺。县衙里的胥吏都是人精，见新来的老爷带了个贴身仆人，也没多在意。头几个月倒也太平，李甲兢兢业业，断案征税，张乙跑前跑后，端茶倒水。
但人心这东西，一到权力的位置上，就像泡在水里的豆子，迟早要发芽。
李甲渐渐摆起了官架子。从前喊张乙“老弟”，后来直呼其名；从前同桌吃饭，后来张乙得站在一旁伺候；甚至有一次因为小事动了板子，打完才知道跪在堂下挨打的竟是自己的合伙人。张乙趴在地上，咬着牙没吭声，心里却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
他开始另辟蹊径。
县衙里那些积年老吏，一眼就看出这位“张爷”不是寻常仆人，他能在老爷跟前说得上话，还能替人递条子。师爷暗中递话过来，说有个案子可以运作，张乙便悄悄在中间牵线。衙门里的规矩他不懂，但生意场上的门道他熟，一来二去，竟把权钱交易的勾当做得滴水不漏。
李甲在前堂威风八面的时候，张乙在后院已经织起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户房的书办、刑名的幕友、看门的差役，都成了他生意上的伙伴。银子像流水一样进来，又像流水一样出去，只是流出去的那部分，都变成了更大的人情和更大的生意。
五年过去，张乙的私囊远超李甲所得。而李甲呢，被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上级的盘剥勒索、日常的公务琐事消磨得疲惫不堪，非但没攒下什么钱，反倒把老本贴进去不少。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场不是光有官威就够了，没有钱运作，上面没人提携，下面没人捧场，这官当得比商人还累。
任满回乡，两人坐在灯下算总账。算盘珠子打到后半夜，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蜡烛芯的噼啪声。
最后还是张乙先开了口：“李兄，当年咱们约定，届满后另行商议。如今我倒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甲苦笑：“你是想说，换过来？”
张乙没有否认，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新的契约草稿，推了过去。条款很简单：张乙出钱，李甲做仆。
李甲看着那张纸，沉默了整整一盏茶的工夫。他想起当年在轿子里的风光，想起张乙跟在轿后的卑微，想起那一板子打在张乙身上的响声。然后他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
人为了活下去，什么尊严都可以放下。而张乙，也终于不再藏着了，他笑着说了一句让李甲记了一辈子的话：“老爷，这次轮到我在前头了。”
第二任上，两人都驾轻就熟。张乙当官比李甲还像官，把在幕后学到的那些手段全用到了明面上。李甲当仆人也比张乙更像仆人，低眉顺眼，端茶倒水，甚至比当年的张乙还要恭敬几分。县衙里的人不知道换过角色，只觉得这任老爷和上任老爷的做派颇有几分相似，而那仆人更是忠心耿耿得有些蹊跷。
历史的荒诞往往不在戏剧里，而在人心最现实的算计中。
这个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两人如何钻营，而在于那一纸合伙契约。官位，朝廷的名器，牧民的责任，在这些东西背后，他们看到的是另一层更赤裸的本质，一个可以轮流坐庄的赚钱工具。权力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荣耀和使命，而是一笔生意，一个股份，一套可以随时交换的行头。
资本的逻辑一旦浸入权力的骨髓，所谓的“官威”便成了金钱的临时包装。李甲穿上官服是老爷，脱下官服就成了仆人；张乙弯腰时是跟班，直起腰来就是大人。他们谁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挂在腰间的钥匙和印把子。权力在资本面前，再也端不起神圣的架子，变成了一件可以租、可以买、可以合伙经营、可以到期转手的商品。
人还是那两个人，银子还是那些银子，只有那一身官服，换了个肩膀扛着。
这出发生在两百年前的主仆轮回，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脊背发凉，不是因为故事里的两个人有多不堪，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时候，人性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金钱的算计，从来就没有变过。
只不过当年的李甲和张乙签的是白纸黑字的契约，而今天的某些人，签的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