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第四》：18礼的家用，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所有“名词”，一旦被叫开了，便成了一种束缚。甚至因为“名”的传扬，慢慢丢掉了应有的精神实质。所以，真正的智者是反对随便新造“名词”的。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讲的就是一件事情真说清楚了，反而失去了这件事的本质。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开篇即发感慨：“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司马光之所以有这一感慨，全在于公元前402年，威烈王开先例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导致战国愈加纷乱的开始。有势力的国家，甚至有实力的家族开始有了为自己争到“名分”的机会。致使天下才雄，纷纷为名分而起心动念。

不独“诸侯”是一种名分，实际上孔子所讲的忠、孝、仁都是一种名分。当人开始为名分而奔走时，也就失去了名分本身存在的意义。

还是《聊斋志异》说得好，孝是论心不论行的，论行寒门无孝子。孔子在多种场合，用不同的语言阐释过孝。他认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孝；他教孟懿子“无违”就是孝；又教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是孝；他告诉子游，“不敬”的话，能养算不上孝；告诉子夏，“色难”而行孝，也不是真正的孝。

孔子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的对各种各样的弟子，用不同的方式谈孝。就是为了避免弟子们陷入到对名分的追求，陷入到僵化的“孝”之中。在《论语·里仁第四》中，孔子算是对孝的本质和原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解读。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段话没有涉及到“孝”字，但却把孝的本质——礼的家用说得一清二楚。

在中国，历几千年而不散的是家族制度。从上古时期的部落，到后来的家族，再到今天的家庭，始终贯穿着一种家族文化。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正是因为家族文化的存在，中华民族依靠家族而组织起来的结构方式，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不至于解体弥散。在家族之中，最典型的关系便是父子关系。

孝，是维系家族中最重要关系的根本原则。所谓父慈子孝，当然是最理想的家族、家庭状态。倘若碰上做父亲的不够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东方和西方之间思维方式的不同显现出来，不同的思维让让家族、家庭朝向不同的方向进化、发展。

西方文化讲的是契约精神，讲的是创造、改造；碰上老子不厚道，许你不仁，也许我不义，等着我收拾和改造你吧，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所以，在西方，很少看到自然和合在一起的大家族。东方文化讲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调适。碰上做老子的不够慈爱，没关系，我继续保持我内心的淳孝，慢慢地感化，慢慢地调适。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这个意思。

子女奉事父母，关键在于不显其志。前面孔子就讲“父在，观其志”。父母在时，为什么要看一个人的志向呢？其实就是看做子女的志向和父母的志向之间的契合度，传承性。看做子女的是不是忘本，是不是丢掉了父母做人的根本。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父子也是这样，不可能完全相同。两者的志向一定不会相同，如此一来，一方面依靠大同还是大不同来区分孝。另一方面观“相异”的部分，分析不同之处是传承发展，还是独立生发，是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还是别有枝蔓、自立门庭。

做子女的，偶尔觉得父母有不太妥帖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太显己志”，而是要委婉的，通过多次提醒的方式，让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为什么要“几谏”呢，这是一种调适的功夫，微微地显露自己的志向和意见，父母也一定会进一步阐释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如此你来我往，此消彼长，让彼此的意见和志向逐步交融，最好的结果是合二为一。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如果碰到不理想的状态，通过“几谏”，见到了父母“志不从”，类似于“誓死不从”时，自己只能退回来，恪守做子女的本分，恭恭敬敬的摆正自己的孝心，退回到孔子教孟懿子的“无违”上去。更关键的是，尽管如此劳心费神，甚至是有一天，证明了父母的确是错了，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也能“劳而不怨”，绝不心生怨愤。

礼是干什么的，就是调适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使之达到自然和谐状态的法则。孝作为家族、家庭的根本，就是调适父子关系时的正确心法。唯有如此，作为“主人翁”的子女，才能调适、维系好家族、家庭的关系，使之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按照西方的观念，每个人都有更年期，都有老糊涂的时候。倘若自己的父母到了更年期，到了老糊涂的时候，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孔子给了一种最地道的礼的家用——“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