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棵银杏树下成长的不止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童，还有那些学历不高的农村教师。孩提时高高仰望着老师，把老师奉成神，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现在回头再看，老师也是人，老师也有犯错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教师。

一、二年级时的老师是个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姓杨。那是个不曾大力提倡普通话的年代，老师都是用方言教学的；语言发展是有时间段的，我没把握好最佳时机，以至于很多年后即使我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努力纠正发音，依然只考了个普通话二级乙等。但这是个尽心尽责的老师。也许孩子说不上个所以然，可孩子稚嫩而敏感的神经可以感触到。多年后老师退休了，路上偶遇，我依然会尊敬又亲切地称呼一声“杨老师”。这一句称呼包含了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四年级寒假前的期末考试，有别校的学校老师前来监考。我坐在窗边的座位上，窗子上的塑料薄膜破了很久了，风一吹“扑簌簌”地响，临时用一块小黑板挂在上面，以挡风寒。那天的风很大，小黑板不时撞击一下窗框，风从缝隙里挤进来，一室的孩子抖抖簌簌地做试卷。监考的女教师不时过来按一下小黑板，徒劳地想把风挡在窗外，问我“冷不冷”，同情地说一句“真是作孽”。我记得那是邻村小学的中年女教师，剪着齐耳短发。很多年后在朋友开的服装店里再遇这个已退休的女教师时，她早已不记得我了，我也没有打招呼。老师在服装店里逛了一圈，走了。朋友清点衣服，发现少了一件，怀疑是刚才的女教师拿了，我坚定地说“不可能”。朋友说，人都是会变的。是的，我相信人会变，但是人格不会变。很快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衣服在一个角落找到了。教师中或许有害群之马，但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

五年级的老师是个身体有轻微残疾的男教师，高中毕业。在那个时代，这已经偏远农村中的高学历了。有一次遇到母亲，随口跟母亲说“你家孩子聪明着呢，要好好培养”，不识字的母亲觉得荣耀无比，逢人就说“先生都夸这孩子聪明呢”。而我终究没有如老师期望的有所成就。心存愧疚，成年后遇到了也总是远远避开。可我感激老师在我儿时对我的看重——老师的一句赞扬胜过任何物质的奖励。可也就是这个老师，以负面方式同样影响了另一个孩子的一生。我的表姐，同样曾是他的学生，因在背后取笑老师的身体缺陷，被老师叫去大大批评了一通。或许说话带有羞辱，表姐当年就辍学了。如今表姐的孩子已大学毕业，可她依然耿耿于怀：若不是这个老师，她也不至于豆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想想当年老师也就二十来岁吧，一个正在敏感期的青年被自己的学生耻笑身体缺陷，确实很难下得台面。然而老师这个身份有几多重，做老师的该如何掂量？

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个刚分配来的师范毕业的年轻男教师，文学青年，有着蓬勃的朝气及远大的理想，一来就闹闹腾腾地组织了一个诗社，自任社长，自己油印诗报。我就是在这一摸一手油墨的报纸上刊登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诗歌，我还记得第一句“秋天到，秋天到，金黄的稻子笑弯了腰”。或许就是那年秋天，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教师在一个农村孩子的心里栽下了文学的种子。若干年后当我抚摸着自己化成铅字的文字时，我闻到的还是当年那劣质油墨的香味。

小学毕业，进入学校的初中部，因为农村教师资源严重匮乏，初中部仅剩初一一个年级，且只有十几人，刚刚中师毕业的本地的一个青年教师担任了班主任；说是教师，其实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比我们这帮初中生大不了几岁，上课时自然都在教室，一下课却都挤进办公室，也分不清谁是教师，谁是学生，师生的融洽关系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老师比学生还顽皮。银杏树结果时，举着长长的竹竿爬上树敲打白果，我们这帮学生在树下帮忙捡拾，而后老师用坚硬的物件敲出白果核，果浆溅了一地。此时你要是贸然闯来，绝难分辨谁为尊，谁为幼。在高高的银杏树下，我们都只是孩子。

因生源不足，师资匮乏，第二年这里的初中部就被取消了，我们一帮孩子被并到了镇上的中学。

离开母校时，银杏树树干已快被掏空了，蚂蚁虫子鸟类都在里面筑了窝，但是都相安无事，后来马蜂也跑来分一杯羹，又不肯安分，终于惹来血光之灾——一些淘气的学生点燃火把在树干中间烧。马蜂是消灭了，却也枯竭了银杏树的生命之泉。看上去依然威武雄壮的银杏树经风一吹，吱吱嘎嘎痛苦地呻吟，随时有倒地的危险，而树下那帮顽皮的孩子依然无知无觉。老师和家长们都开始担心，可是谁也不敢去动那棵“神树”，最后大队部商议后决定，为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必须把树除去。决议早早下了，动手却拖了好长时间，因谁也不愿触怒神灵。

当我再次回到母校时，那棵曾经守望了几代人的银杏树只剩直径一两米的一个树桩。树没有了，学校也荒芜了。为实行城乡一体化，农村的孩子合并到镇上的学校，农村的学校或改为它用，或任其荒芜。这样的庙宇学校农村人是不敢随便挪作它用的，只好任其荒芜下去。银杏树已难觅影踪，校舍早已破败不堪，而那段在银杏树下奔跑嬉戏的岁月，却如当年那棵气势磅礴的银杏树始终在记忆的角落里郁郁葱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