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公民在国外屡屡失联—— …… 6月中国留学生章莹颖美国失联。 7月福建女教师危秋洁日本失联。 8月中国留学生冯如弈在日本失联。 10月北大毕业生唐晓琳在美国失联。 11月4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失联。 …… 2017年10月30日我的高中同学、6岁孩子的妈妈—— 任雪梅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失联,至今杳无音信, 让其国内的父母、爱人、孩子深陷痛苦与绝望之中。 2017年11月8日17:05, 其家人通过任雪梅个人微信账号首次发声: 2017年10月30日任雪梅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那与家人失去联系。 2017年11月13日22:53, 其家人通过 任雪梅个人微信账号二度发声: 失联地点由阿斯塔那改为阿拉木图,并分别使用哈萨克文、英文、中文发布寻人启事。 2017年11月19日22:42, 其家人通过任雪梅个人微信账号第三次发声: 分别使用中、英文发布更多详细的求助信息。 在此期间,我们高中同学微信群里陆续有人询问消息是否属实,并致电任雪梅家人,确认“失联”事件属实。 听此消息,我当时感觉除了大海捞针似的转发朋友圈外,确实无能为力!但是看看自己的父母、孩子、爱人陪伴在身边,转念想想任雪梅一人远在他乡下落不明,就想通过内容平台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或许大家能够发现或提供什么线索。 以下是任雪梅的个人信息—— 任雪梅,1983年出生,身高155cm,山东高密人(就是莫言故乡),现居山东桓台县。 和笔者是高密四中98级2班同学,上学时因性格开朗、长相跟《还珠格格》中赵薇饰演的小燕子有点像,大家称呼她格格、小燕子。 任雪梅学习成绩好,2001级考取北方工业大学英语专业。 大约2006—2008年,曾在山东青岛耐克(莱西厂区)从事过质检工作。大约2014—2016年前后在山东淄博龙泰从事农业机械外贸业务。 大概2017年前后开始以个人名义与哈萨克斯坦等国进行万宝路电子烟等外贸生意。 大概2017年10月下旬任雪梅只身一人出国(估计是首次),去哈萨克斯坦从事电子烟生意,从阿斯塔那去阿拉木图,10月30日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与国内家人失去联系。 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朋友发现任何有关任雪梅的线索,请第一时间与国内家人15553332038(婆家)、15265664414(娘家)联系! 我代表雪梅的同学表示真诚的感谢! 家人在国内焦急万分,盼望着能够听到雪梅的消息! 好了,在此我更想针对屡屡爆出的中国公民在国外失联现象,反思一下其背后的原因。 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壮大,国民因公、因私等原因出国机会增多,而移动互联网技术及智能手机的发达普及,让信息源能够迅速失控式传播,这是近年来失联事件不断涌现的历史条件。(很遗憾,任雪梅在失联最初10天里并不为外界所知)回忆一下,20年前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怎样的?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洪涝灾害、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全靠电视、报纸等专业平台采集、加工、传播信息,当时个体生产、发布内容的机会几乎为零。 但是你若有兴趣在百度上输入“中国公民失联”,并将搜索结果合并同类项的话,会很容易提炼出——女性、年轻、留学生、教师、只身一人等关键词,从这些关键词里面,你有没有发觉点什么? 对,排除不可抗力因素,相比较男性,女性应对能力弱、防范意识差,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年轻女性更易受到侵害(被谋财或猎色);学生、教师等群体的社会经验通常单一或缺乏,尤其在只身一人在国外时,更是极大提高了危险系数。 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上述危险因素是常人就可以意识到的,那些出国的“高知”人士及其家人为什么意识不到呢,甚至有人兼备这几项危险条件后才出国呢? 这无疑与失联人的成长环境、个体性格、认知判断等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更深层次、更具普遍性的原因是—— 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教育评价体系下,掌握“显性知识”优先。 从小到大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教育,学生及学生家长倾向于认为我或我孩子考100分就OK了,智商高、听话努力的人,在这条竞争赛道上明显占优。 所以我们这代人,在上学时很少参加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说教育与社会是分离的,假期通常用来补课,很多显性知识之外的课程在成长中是缺失的,大学毕业后,在心智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只能从零开始在社会上摸索。 而那些 “隐性知识”则依靠成年后较高成本的摸索去获取,比如判断真伪、辨别是非、自我认知、身体边界等。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身边那些情商高、接地气甚至学历不怎么高的人,在这条竞争赛道上更占优势——因为在没有老师、家长的主动导入下,他们更愿意较早的去试错、验证那些没有搬到家庭餐桌、学校课堂上的生存规则,在他们眼里,辨别、处理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更有利自身发展。 对国内外教育做过研究的人应该有所体会,相比较而言,现行的美国教育测评体系更鼓励、包容学生去学习“隐性知识”(无意贬低中国教育,每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他们强调教育即生活,让学生接触社会环境的方式很多,假期通常用来旅行、打工、体验,教育与社会是统一的,大学毕业后,也更易与社会无缝接轨。 了解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后,我们回头再来看失联这种现象。 我们做次假设,若现在你有一女闺蜜A,A上完大学后就在县城定居,社交圈子有限,A的老公、娘家人、婆家人均为普通农民或工薪阶层,A有个6岁的孩子,有一天A说要去国外出差做一笔生意,模拟一下,站在A的家人角度, A的老公、父母会同意A只身一人出国吗?基于A的条件,你会同意女闺蜜A的出国决定吗?针对A出国,你会给与什么具体的建议? 上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假设推理,就是现实中应用隐性知识“同理心”的例子——同理心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中的一条隐性规则,是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思考、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熟练掌握同理心的人,会给其生活、工作、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就拿A出国与否来说,更有利于防止当事人A陷入片面认知或冲动决策,促使A作出理性判断、行动。 我们继续假设,即使女闺蜜A有什么特殊原因,比如家里急需用钱,决定A必须出国。 在此情景下,你会给A提供什么建议呢? 结伴出行!尤其是年轻女性,结伴出行是抵御人身、财产伤害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退后一步,因为没有联络上合适的同伴等原因,A只能单独出行,那A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你会给与什么建议呢? 比如A出国前有没有在中国领事网进行“出国及海外中国公民自愿登记”,以便紧急情况下,中国驻外使领馆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并提供协助。 比如A出国前有没有在目的地所在国通过老乡或侨胞关系提前找到一位可信赖的中国人,万一有事,可以向其求救。 比如万一在国外出现紧急情况,A有没有提前计划好自己如何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 其家人如何第一时间联系上A?其家人如何迅速的通过哪些渠道或平台、联系哪些部门或个人发布求助信息? …… 上述假设推理,就是演示如何应用“趋利避害”的隐性知识。现实中因为心存侥幸、急于成功的浮躁心理,我们的趋利意识总是百倍于避害意识。有人说,大不了重新来过!不是每个人都有史玉柱的命,出局了就没法重来了。 我们再来回看开篇的章莹颖、危秋洁、唐晓琳等失联案例……他们智商、学历、语言等显性知识都没问题,为什么会酿成如此悲剧呢?与其牵强的说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不如说是当事人漠视隐性社会规则更有说服力。 在旁观者看来,她们当时所处的状态和条件,尚不足以支持她们只身一人签合同、去出游、做生意,这种做事不周的事情,在平日生活里不足以酿成大错,但在突发事件中,往往会形成难以收场的恶果。 记得有位老师说过,创业不是走投无路了才冲动创业,是因为你基于在某一领域的累积优势,足够支撑你创业。 出国也是如此,不是因为国外的知识更丰富、某个景点更好玩、某项贸易赚钱更多而贸然出国。而是因为做好了各项准备,并且有了基本机会、备选方案、应急预案等,这方案对成年人来说应该是自己列好清单体而无遗漏的,向家人讨论过,和朋友咨询过,在网上搜索过的;对未成年人来说是其监护人按照上述方式准备好,并让未成年人全程参与准备过程并搞清楚利害关系的。 所以,我大胆推理畸形知识结构、隐性知识缺乏是失联事件背后的重要嫌犯。 从小到大这一嫌犯像寄生虫似的潜伏在我们身边,并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 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学习成绩等显性知识只是全部知识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隐性知识需要我们掌握应用。 不过,从00后、10后“知行合一”的家庭及学校教育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开放包容,教育实践离真实的外部世界越来越近,也许等到他们这代人成年后,如今的失联事件真的只能称之偶然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