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看望母亲。5月22日，他应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的邀请做了一次演讲，本文就是这次演讲的讲稿。
演讲中，鲁迅谈到了新文学的发展现状。他认为，新文学，也即革命文学，并没有兴盛起来，反而是有些沉寂了。创造社空喊口号，不注重发动群众，于是制造了认知上的壁垒。“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鲁迅始终坚持“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观点，对文艺可以改变环境持悲观态度。老实说，这确实有些过于消极了。诚然，部分文人难免有些眼高手低、夸夸其谈，但又怎么知道他们的作品一定不能打动人、鼓舞人呢？“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
革命文学并无进步，创造社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有题目，这样的结论多多少少是有些武断的。
演讲末尾，鲁迅鼓励学生多读外国书。“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然而，我重点想说的是下面这一件事。
为了说明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并不成熟，鲁迅举了郭沫若的小说《一只手》作为例子。我先前以为大文豪鲁迅总是不会错的，可是他的这一段评价郭沫若的小说《一只手》的文字，却完全是道听途说。“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鲁迅的这种看法并不客观，且有失忠厚。
郭沫若（1892.11-1978.6），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
《一只手》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尼尔更达岛上有一个像上海这样繁华的都市，岛上有很多工厂。十五岁的小孛罗为了养活年老且残疾的父母日夜在工厂做工，有一天这个不幸的少年在工作时右手被机轮切断，工人领袖克培组织工人抢救，而残忍的工头完全不顾小孛罗死活，只担心影响工作进度，他不但鞭打工人，还掏出枪来恐吓。苏醒了的小孛罗“左手拿着他断了的右手，如象负了伤的狮子一样，拼死命地在向着管理人乱打”。觉醒了的工人暴动起来，最终占领了整座岛屿，建立了工人政权，而小孛罗不管走到哪里都举着他那只断手。战斗胜利了，小孛罗却发现残疾父母已经被烧死，悲伤的少年倒在父母身旁再也没站起来。
小说揭露了资本家无情压迫工人的残酷本质，歌颂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这部小说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想来鲁迅压根没有看过郭沫若的这部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虽然简短，但无论是对资本家丑恶本质的揭露，还是对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现状的描摹，都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郭沫若所刻画的那“一只手”，压根不是和爱人握手的手，而是小孛罗高举着的反抗旗帜。鲁迅一定还在对郭沫若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这件事耿耿于怀。
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也难免有错误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