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有一年腊月二十九，是那种酿雪的天气，我跟爸妈一早回了爷爷家。站定没一会儿，就望见了朝我屋里飞奔而来的堂哥。他大我三岁，还没开始窜个头，比我高不了许多。他裹着一阵风冲进屋里，脸蛋吹得红扑扑，眼睛却亮晶晶。“丫头回来啦，跟我去买个好东西。”说着从棉服外兜里掏出一把糖塞进我手心，还掉落了几个，裹着闪闪包装纸的糖球在地面弹开。我乐呵呵地瞧着他笑——那好东西就是炮竹，我们连着买了几年，已经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惯例。
堂妹家和爷爷家一个村庄，步行就几分钟。等我们到时，她还赖在被窝里，蜷成一只球，怎么也不肯起来。我和堂哥对视一眼，觉得三人炮竹联盟不能轻易被粉碎，于是在她家蹭了碗早茶吃，慢慢等。早茶是是盛在白瓷碗里的蜜枣汤，和我家快过年时一样，蜜枣被炖得软烂无骨，汤水充分吸纳了蜜枣的甘甜，颜色看起来倒是深沉浓郁。但甜则甜矣，没有灵魂，吃几颗、喝几口就会腻，我打小就不喜欢。我看堂哥舀了几口，也是兴趣缺缺，两个人垂头丧气了一阵，我的小堂妹这才从被窝头冒出了圆脑袋。
等到她洗漱完，我们估摸着时间也不早了，赶紧穿过村里小路直奔堂哥家。我堂哥颇有“江湖义气”，炮竹的钱每年都是他负责向他爸爸、我姑父讨要。姑父此时正在灶台上忙，通身被团团的水蒸气淹没。厨房条案已摆上了不少冷盘，牛肉一碟，肴肉一碟，素鸡、盐水鸭、松花蛋各一碟，香肠、咸鱼块、腌鸡腿也都被大卸八块整齐码放好。我们那地方的人似乎对年夜饭中的冷盘有着出奇的偏好，热菜少点没关系，冷盘得满满当当围圆桌一圈才行。堂哥凑近那水蒸气同姑父说了些什么，姑父探出半个身子，“两个丫头来啦，你们玩要当心点，啊？”我们齐声说好，临走都被塞了一把做冷盘用的炒好的腰果。要来的专款二十块，我们琢磨也是笔不小的钱，决定由堂哥放进他贴身的衣服兜里保管。
腊月二十九的路上行人也是匆匆，他们面目模糊不知要奔向何方。大半铺子关张歇业，往日最热闹街道竟也显得萧索冷清了。我们手拉着手，笑笑闹闹旁若无人地走着，倒像是成了这条路的主人。目的地是街角的烟花爆竹铺——我们自诩是那里的老主顾。铺里小孩子玩的炮竹都是用大竹匾盛着，搁在铺子外面的板凳上卖的，擦炮、摔炮，还有那种手持的烟花，有人叫它仙女棒。一字排开，花样不多，都是我们玩惯了的。摔炮简单，小小一颗使劲往地上一扔，炸开的声音也是脆脆的；玩擦炮我是新手，摩擦点燃的过程要更考验手速；仙女棒适宜晚上，一根点燃就能营造一个梦。我们的二十块换满了一整个塑料袋。
回去的路上，行人依然稀少，摔炮和擦炮能噼噼啪啪玩去大半。点燃了扔出去再嬉笑着跑开，我们像是被安上了发条，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个过程，又像被置在一口慢火炖着的锅里，咕嘟咕嘟，升腾起的全是快活的蒸汽。一闻，连空气中弥漫的丝丝火药味，都像是掺杂了某种自由、肆意和无忧无虑的气息。
可究竟那是一种怎样的气息呢？长大后的我已回想不起来。我也几乎忘却了擦炮和摔炮在空气中炸裂开，那独有的声波敲击耳膜的感觉。只隐隐记得，那时我们总担心烟花铺老板偷懒关门，非要远远捕捉到灰色卷帘门中显眼的一团红色才安心。
现在想来，我们整个童年时代都可以为烟花铺老板的勤劳作证，而真正懒惰的似乎是长大的我们，已不愿意捡拾小时候唾手可得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