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增长的“大脚印”

更大的影响，则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除了由饥荒、瘟疫或者战争等导致死亡率异常上升引起的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外，中国人口都处于正增长时代，人们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规律的认识和对人口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人口长期正增长模式下的经验和探索。

当下，中国正处于人口增长由正变负的交替性时代，尽管很多人口学家悲观地认为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习惯了人口大国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负增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是中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缩减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更严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先于总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已达到峰值，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实际上处于缩减状态。特别是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退出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劳动力大军主要集中在70-90年代生人，而随着90年代计划生育的趋紧，劳动力大军急剧下降，在后续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将强于总人口的缩减。

根据七普数据，到2020年中国15-59岁人口为8.94亿人，总体估算，未来十年内中国劳动力人口仍将平稳，维持在9亿左右，意味着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

进入21世纪30年代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明显缩减，生育率的影响也逐渐显现。翟振武教授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为9.47亿，此后逐渐下降，2036年降至9亿以下（年均减少1000万左右），降至8亿、7亿、6亿、5亿、4亿的时间分别是2047、2055、2070、2081和2098年。

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为标志，通常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在1938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技术创新、发现新疆域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旦这些因素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继而出现持续的就业不足问题。对中国来说，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

其次是与劳动人口减少伴生的老年人口正增长加速。人口负增长不仅是规模问题也是结构问题，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随后持续增长至2056年达到峰值，平均每年增加600万左右，预计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56年达到峰值（4.5亿），占总人口35％左右，中国进入深度老年化社会。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其他深刻的、消极的后果。比如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的创新活力和经济中的创新机会，当前日本社会被批无创新精神，就是一个写照；还比如老龄化加重还将缩小消费市场，降低GDP增长率等。

二是在经济增长较慢、抚养比持续升高的国家和地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长期照料保险以及健康服务等社会保障的财政可持续性将受到严重挑战，维持社会保障所需的税收和财力将不断扩大，相对而言，会进一步减少实体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重大金融系统风险。

此外，人口负增长还将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对于一个封闭性人口，生育和死亡是决定未来人口变化的两个变量，对于开放性人口，还要加入迁移变量。

从外部来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较快的负增长趋势以及近似封闭的人口系统，导致中国未来难以通过国际迁移改变人口形态，这与欧洲国家明显不同。

但从内部来看，人口的流动就再自然不过了，有限的劳动力将更加集聚于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缩减、经济衰退、城市萎缩和老龄化将会相互交织，很容易使某些经济薄弱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进入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面对未来人口负增长，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地区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前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间并不长，总人口进入负增长虽迫在眉睫，但终究还差一层窗户纸，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尚未显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低生育率时代，生育水平高低仍对人口增长临界点具有显著影响，较高的生育率可以显著推迟人口负增长的到来。

在当前，采取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虽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但长远来看对减缓人口负增长趋势、降低负增长的人口规模、改善扭曲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国家政策应该回归努力提高生育率方向上，要尽一切努力提升生育意愿，把女性就业、托育照料、健康服务等基础工作做到位。

长期维持低生育率的人口即使妇女生育率立即回升至更替水平并保持下去，历史累积的负增长惯性仍将推动该人口进入负增长域。在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内在自然增长率转负之后已经快30年，人口增长转负的趋势短期无法改变，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