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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洛阳七里远，有石桥横亘渠水之上，名“七里桥”。这座桥用大块的条石砌成，巍峨壮观，桥拱是高大的半圆形，大型船只放倒桅杆后也能驶过。昔日洛阳人送亲友东行，经常到此话别分手，所以也称“旅人桥”。
数百年来，邙山都是洛阳皇室、权贵的墓地。太平岁月这里尺土千金。自汉末兵乱以来，这里的陵墓大都被盗掘，富有四海的天子，奢华豪举的王侯，庙堂谋谟的衮衮公卿，凌云功业的封侯将相，最终都难免曝骨扬尸，沦为狐鼠狼獾的玩物。只有荆棘间断碑残碣上的文字，依稀透露出往日的箫鼓繁华。
看到晋军从黄河获得粮运，姚绍派姚洽、安鸾、唐小方三将，带三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而下，试图偷袭晋军逆流而上的粮船。晋军在南岸设伏，趁秦军渡河时发起攻击，全歼这支部队，姚洽等三将也都战死。晋军带俘虏巡游营地，展示营中的粮储很多，士兵斗志正盛，然后让俘虏带着战死诸将的头颅返回秦营。姚绍看到人头又急又怒，发病呕血而死，由姚赞接任潼关主帅。
入山渐深，到宜阳县境后，左侧山上有一个坞堡，依托石壁而建，高踞在山崖之上，云雾缭绕其间。这是当年逃避北族之乱的难民所建，名云中坞。据说西晋太平时，此地曾有一位烧炭人，精神脱俗似仙人，名声远扬，甚至晋武帝也派名士阮籍前来探问。但此人从未开口说话，外人连其名字都不知晓。后来阮籍写了篇著名的《大人先生传》赞颂此人。
王镇恶部一路逆渭水而上。他造的都是吃水浅的小舰，用木板密封顶部，士兵在舱内操帆、划桨，从外面根本看不到船上的人影，也不怕敌军射箭。岸上的秦军都觉得不可思议。
王镇恶对将士训话：“这里就是长安城的北门。我等家眷都在江南，离此地万里。现在船、粮都已经被水冲走，此战如果胜利，是功名富贵；如果失败，就连尸首也休想还乡！没有别的出路，诸君各自努力吧！”
刘裕主力开到长安，王镇恶到灞桥迎接。关中已经承平二十余年，颇为富庶。刘裕下令将长安宫廷内的所有金银宝物分赐立功诸将。王镇恶性情贪婪，趁刘裕未到之际，已从后秦的府库里盗取了大量财物。
北魏人占据着黄河北岸的并、幽、冀三州故地（今山西、河北两省范围）。对目前的刘裕来说，要恢复这三州并不困难，用对付羌人的战术就可以驱逐拓跋人。而且这里的百姓多数是汉人遗民，只要他的军队出现在河北，汉人肯定会揭竿而起响应。但这样难以根除拓跋人，他们完全可以从容撤回北方草原。刘裕从不给对手喘息养伤的机会，他习惯一击致命，所以他需要一支能够驰突草原大漠的骑兵，彻底解除北方民族对汉地的威胁。
平秦之后仅三个月，留守建康的刘穆之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消息传到长安，刘裕为之痛哭数日，不能理事。目下刘裕最缺的不是能征善战的武将，而是能为之经纶政务的萧何式人才。他任命自己的亲家徐羡之代替刘穆之主政，但徐的才智远不能与刘相提并论。刘裕考虑再三，只能暂时放弃灭魏的计划，返回后方。他留下十二岁的次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镇守关中。实际主持雍州政务的是长史王修，武将则有王镇恶、沈林子、沈田子、毛修之诸将。
沈田子与王镇恶素来不和，此时感觉受到羞辱，趁一次会议时埋伏部下杀死了王镇恶。王镇恶有兄弟七人同在军中，都被杀死。之后沈田子更加仓皇无措，他丢下军队单人匹马奔回长安，想告发王镇恶谋反，解除自己的罪责。傅弘之当时在军中，被这场事变惊呆，急忙派人报告长安，一边率部继续北上抗击夏军。镇守长安的刘义真、王修命人逮捕沈田子，斥责他肆意杀害大将，将其斩首。傅弘之在前方连续击败夏军，关中形势终于稳定下来。
刘裕晚年很信赖的是沈林子。从十三岁投奔刘裕以来，沈林子一直追随他转战南北。两人性格也颇相似：都是少年轻侠落拓不羁，成年后却逐渐内敛，简朴恭恪。422年五月，沈林子病逝。此时刘裕也已身患重病，诸臣担心刘裕闻讯伤恸，每次刘裕召唤沈林子，臣僚都声称他在家养病。刘裕有时派人向沈林子询问一些情况，臣僚们也按沈林子的语气做答。不久后，刘裕也病逝。遗诏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辅佐太子刘义符即位。沈林子之外，和刘裕一同起兵的旧将虞丘进、刘钟、臧焘、孔靖等，也都在这一年先后过世。刘裕时代至此终结，江左政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