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国农村改革的再调：2000-2012年》主要讲述了21世纪农村改革在土地、治理方面的调整以及对改革对农村民情影响。
一、土地
90年代三农问题突出，进入21世纪后中央采取多予（公共财政向农村覆盖，制定专项补贴制度，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投入）少取（从减负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的政策。90年代以来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21世纪中国加入WTO，农户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压力，农业规模经营如何让发展学术界有三种争论。一种为雇工农场（加大规模经营，发展企业委主导、资本控制的农场）和家庭农场（理性对待规模经营，陈锡文和黄宗智两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之分，一种为龙头企业（并不一定对农民有益，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初级加工，规模不大）和合作社之争，第三种为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之争。此外，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吃饭靠财政、建设靠用地格局不断强化，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也进一步强化。
二、治理
1.新世纪税费改革使得县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由农业税变为中央及上级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不足以完全弥补取消农业税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乡镇政府越来越空壳化，与农民联系不紧密，成为无关紧要的组织，“悬浮型”政权形成。基层政权悬浮不利于乡村治理，因此便进行改革，机构精简、裁减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前两项效果比较明显，后一项效果不明显。
2.21世纪专项治理最明显的发展就是出现了以项目为依托的专项治理，实际上也是国家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的具体体现形式，体现了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意图，农民和村庄也得到了实惠，但也削弱了乡政府的力量。项目治理采用分级治理，具体实施的时候却没有达到实现彼此均衡发展，平均也是两端极端典型的平均。
3.90年代维稳政治学确立，新世纪继续发展，其实新的创举属于运动型管理。
三、民情
1.新世纪的税改配套改革为了减少乡镇财政压力，对乡镇政府进行合并，乡村学校开始撤校并点，拆村并居等一系列措施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及民情产生了很大影响。
2.新世纪以来，农民进城务工规模不断扩大，农民上楼，家族存在的空间基础被破坏，家族也不断衰败，家族衰败同时，宗教在农村大规模传播，这与农村公共文化缺失有一定关系，也与归国家对宗教温和管制有关。
3.新世纪以来，农村家庭功能、结构和关系延续了80年代以来的变革方向。新世纪农村留守人群更加庞大，留守儿童成长中面临各种风险，两地分局造成家庭稳定性不确定性，此外法律调整对家庭产生冲击。
四、感悟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加入WTO，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城乡差别大，开始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促进农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