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到孔子的时候，脑海中总会不自觉地蹦出“迂腐”两个字，就像他的大弟子子路说话一样不经过思考：“有是哉，子之迂也。”（《论语·子路》）其实这只是我们因不理解而继承下来的一个偏见，最能理解圣人的还是圣人，孟子就曾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圣人中的识时务者；鲁迅先生将这句话翻译成“摩登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真是恰到好处。事实上，孔子应该是一个很时髦的人，最起码不会土得掉渣，他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是引领时尚潮流的，是一代“潮男”。
首先，孔子处事的方式就很灵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孟子将这句话阐释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孟子·公孙丑上》）。孔子的弟子对他的评价也是这么个意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要经过蒲这个地方到卫国去，但蒲地的首领公孙氏已经反叛了卫国，便用武力阻止孔子前行。幸亏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公良孺的挺身力战，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了你。”孔子立马就同意了，但一出来，策马直奔卫国。子贡就很奇怪，老师不是教我们要讲信用的吗？于是上前问道：“老师呀，答应别人的事情可以反悔吗？”孔子回答道：“这是在受胁迫的条件下答应的，没有意义。”（过蒲，会公孙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急。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鲁，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孔子自己还说过：“言必行，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只是我们后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把最后一句去掉了，可见迂腐的不是孔子，而是我们。
同时，孔子看问题也很深刻，孔子曾说自己是“下学而上达”，也就是学习最基本的知识，却能通达最高深的学问，对事物认识得很透彻。《孔子家语·致思》中记载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鲁国当时有一条法令，凡是赎买在别的诸侯国沦落为奴隶的鲁国人的人，可以到官府领取奖金。有一次，子贡刚好赎救了一个人，但却没有去领奖金。子贡不去领奖金，可能因为他比较有钱，他本人是做生意的，是孔子的弟子中最有钱的，他不在乎这几个钱。孔子听说后，赶紧把子贡叫来，要他去把奖金领回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现在鲁国穷人多，富人少，你不领奖金，那以后那些想救助我们同胞的鲁国穷人该怎么办呢？去领奖金吧，别人会说他们不廉洁;不领吧，这笔钱他们又出不起。所以他们以后看到在别的诸侯国沦落为奴隶的鲁国人，只好装作没看见。”在这里他还指出，做好事不一定会有好的影响，道德的普及要考虑到大部分人，决不能只从自己出发，人为地拔高公益善行的成本。（鲁人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移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
看问题深刻的人一般都会很偏激，比如鲁迅先生，而孔子无疑也是这么一个人物。有人或许会奇怪并诘问我：“你又在胡扯，孔子是很中庸的一个人，他还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没错，孔子是这么说过，但如果我们不细加考察，就会对这句话作浅显而错误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我们的鲁迅先生有洞见。孔子为什么玩命的提倡中庸呢？鲁迅先生说：“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很有可能包括孔子在内，都不够冷静，都很激进，孔子自己也说过“民鲜久矣”的话，因此孔子才被迫打出中庸这面大旗。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很偏激。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什么？是“圣”，其次是“仁”，怎么会是“中庸”？可见孔子苦于中庸之德“民鲜久已”，不惜把它推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现实出发，也应该是这样的。历史的前进好比一辆马车的行驶，能够不偏不倚居中而行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但这只能出现在理想状态下。在实际的运行中，它总不免会撞向左边的山崖，或冲向右边的深渊。这时，我们如果想把它拉回正轨，继续施加一个向前的力就不行了，我们得反其道而行之，给它施加一个向右或向左的力，这就难免偏激。易中天在《品三国》中也曾说：“矫枉必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要数“五四运动”了。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处于反对封建思想的需要，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批得一无是处。如果他们折中守衡不偏不倚即承认孔子的伟大之处又批评孔子思想的漏洞的话，就会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从而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不能用孰优孰劣来评价“中庸”或“偏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能为现实服务的才是最好的。事事中庸本就是不中庸的表现，因为我们做事有三种途径，一是激进，一是保守，一是居中。现在我们忽略了另两个方面而只取其一，不是偏激走极端了吗？孔子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故而能够从容的游走于中庸与偏激之间。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处事方法，必要的时候不失时机的偏激一把，以求取得最佳的结果。比如说，《礼记》上明确规定祭祀祖先时如果实在有事可以请人代祭，但孔子偏偏要唱反调：“吾不与祭，如不祭。”可见当时无故请人摄祭的风气极为盛行，以致引起了孔老夫子的极大不满，故而发此语，否定了一切请人代祭的可能性。
至于有人说孔夫子是没落的贵族后代，因而主张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阶级学说用之于集团有其合理性，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没那么好使了。这个观点最早大概是由我们的鲁迅先生提出来的，他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及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先生的语言具有千钧之力，一针见血，止孔子于死地从此不得翻身了，后世的学者们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
五四时代的学者们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然而也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一味贬低。因此这些观点放到我们今天来看，都需重新认真审查一番。其实，孔子是同情劳苦大众的，因此他才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奉为楷模，称之为“圣”，“圣”也就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但《论语》一书中对这个字提的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最高统治者如天子诸侯大夫流已普遍丧失了权力。连统治人民的权力都丧失了，如何可以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呢?想要让统治者为人民谋福利，首先必须让他们重新掌握权力。那又怎样才能让统治者维护对天下的掌控呢？并非最高统治的孔子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无力，被迫选择了礼乐制度，只有大家都遵循礼的要求，恢复君臣尊卑之道，圣君归位，民众才能安乐，再用乐教化引导人心，整个社会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这一点出发，他对礼乐的主张也是相当偏激的，因为他要保证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能起到实际上的作用。如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很多人也据此认为孔子繁文缛节，迂腐不堪，这也是不明就里的表现。在那个人人走极端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陷入完全混乱的时代，没有给孔子放松要求的机会。他的高标准严要求都是从现实出发的，是基于对现实的深思熟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有局限，很明显它不在于孔子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希望改善人们的生活，却又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去主动争取的意识，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施行仁政，因而主张趋于保守。与其说孔子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如说他的主张是顺应了那个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农民苦于战乱及动荡要求稳定的呼声，他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芸芸众生的。
其实孔子的礼乐制度也基本上是针对统治者提出来的，是对于强者的道德要求。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秉持一种观念——“礼不下庶人”。“礼”为什么不可以“下庶人”？因为“礼”是一种奢侈行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普通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那里有多余的钱物去用在这种空洞的教化上呢？同时孔子的主张越是相当合理公平的，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换句话说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做到“臣事君以忠”，必须先做到“君使臣以礼”。那父子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要求的？《孔子家语·六本》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参除草，不小心把瓜苗的根斩断了，他的爸爸曾皙——也是孔子的学生——很生气，把他一顿毒打，直到昏倒于地，半天后才起来。他起来后，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对曾皙说：“刚才我做错了事，惹您生气了，您那么用心教导我，没累着吧？他回到房里后，又弹起了琴，边弹边唱，好让曾皙不会担心自己。这样做，大家以为孔子该表扬他了吧？错了，孔子很生气，告诉他的弟子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觉得很奇怪：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呀！于是请人询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说：“你要是被你父亲打死了，不是要让你他背负不慈的罪名吗？哪里说得上孝？”（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事之瞽叟，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逃。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处理事情很有独到的见解，从不死板。他的学说中不合理的成分其实极少，只是后继者对他的学说做了很多歪曲的理解，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观点，就是后人提出来的。至于他的正名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做到“名副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常识，有什么好诟病的呢？
那么孔子的学说为什么会被改造成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呢？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孔子学问本身存在诸多漏洞。雅克·阿塔利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通过对马克思身后的荣誉进行研究，使我们看到，为使一部作品，一个学说，一门宗教，一个人成为可以为权力体系作辩护的基石，应该同时具备六个条件：一部对历史具有全局眼光的著作，能够清楚的划分灾难性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足够多的复杂之处与空白之处使多重的阐释成为可能；一种模糊性足够多的实践，使政治能够加以利用；一个（或多个）足够正当的朋友，将这部著作缩减为若干精简的原则；一个享有特殊威信，能够执行这个消息的领导者，他能够依靠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并且超越原始的信徒；最后，一种政治上的融合，使夺取政权成为可能。”我们反观一下孔子被圣化的过程就会发现，这段话说的虽然是马克思，但却像是为孔子量身定做的一样：首先，孔子的学说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说都是有诱惑力的——统治者可以保持自己的权力，被统治者可以接受“仁政”的福音；其次，《论语》一书里确实有相当多的模糊不清之处，比如正名如何正，再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怎么做才像个君，父要怎么做才像个父，都没说清楚，这就给别人钻空子留下了机会；再比如礼乐制度，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变动比较大，没有完全统一下来；其四，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是有他的弟子甚至是再传弟子辑录的，中间有没有脱漏之处，误传之处，我们已无从得知，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本书明显字数偏少；其五是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使得它越来越成为服务于官方统治的哲学体系；最后，不可以忘记的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达到了2000年之久。
我们现在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儒家学说与孔子建立的学说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孔子的主张顶多是保守，并且过于理想化，但离反动还差得远。只是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太强了，因而只能面临或者被排斥，或者被改造的命运。孔子的思想在辉煌了两千年之后又开始被人踩在脚底下，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当初对他的改造，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孔子是对中国文化立过大功的人，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他为中华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是孤独的，在他生前，各国君主诸侯大夫都不接受他主张，甚至他的弟子也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主张；在他死后，他的学说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随意发挥；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缺乏对孔子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孔子的刻意歪曲是出于时代的需要，那么今天的我们对孔子的无理指责大概是因为长时间的高压使我们习惯了人云亦云的态度，同时功利性太强的社会里已经难见高境界宽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了。这与其说是孔子的悲哀，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悲哀。如果我们要安慰一下不堪的自己，或许只能说：“孔子太伟大了，愈是伟大的人愈是不容易被了解。所以我们才理解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