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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2月9日，攻下大阪城之后正好过了一周，明治天皇终于举行了加元服仪式。为了庆祝，朝廷宣布大赦，十九名由于各种原因被禁止上朝的公卿都得到了赦免。借此机会，朝廷也向六国的公使去信，通知他们天皇今后将在国内外事务上行使最高权力。

如果你以为五条誓文意味着政府领导人打算近期成立议会，则大错特错。但是，不管誓文是否真心追求进步，它使用的语言都是日本甚至整个汉字文化圈前所未有的。“万事决于公论”绝对不是习惯的做法，认为下层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不管你如何定义“下层人民”。第四条誓文——“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诚然模棱两可，非常容易引起歧义，但是人们通常都赞美过去的习俗，将其与现在的堕落风气相比较，绝不认为那是“陋习”。最后一条表示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看起来甚至和复古的基本理念——借鉴日本的过去，而不是借鉴其他国家——相抵触。

参与（新政府的顾问）横井小楠在一封信里（上文已经提到过）表示，自己极度崇拜认真工作的天皇。他记载了明治早朝时是如何坐在“玉座”上——有两个榻榻米高，放在八畳间的中央——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身旁的烟灰缸是唯一的陈设。两三名“近习”在距离他约两米远的地方伺候，大臣们则坐在在门槛的另一侧。议定和参议走上来汇报工作，单独一人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横井说：“如斯盛事，实千余年绝无之事。”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反抗无疑要数榎本武扬的反叛。江户无血开城五个月之后，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叛逃。他在平潟把轮王寺宫送上岸后，继续驶往虾夷（北海道），打败了守卫的松前藩和弘前藩士兵，并在函馆附近的五棱郭安顿下来。

1871年4月，又一起阴谋曝光。由于看到物价高涨导致人民生活艰难、自从都城迁往东京以来京都日益衰败以及（最主要的）对国内猖獗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感到愤怒，两名公卿（外山光辅、爱宕通旭）密谋推翻政府，完成孝明天皇未竟的“攘夷”事业。

东京民众则热切地盼望天皇到访，认为越快越好。幕府垮台，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人们担心它会逐渐被遗忘。这种担忧并不只限于东京居民。

明治”二字出自中国古老的占卜书《易经》中的一段：“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年号公布的前一天，天皇亲自来到内侍所，从学者提交的几个年号中抽取一个。天皇当时可能不知道，他同时抽了一个后世称呼自己的名字。以前的天皇，就像明治的父亲和祖父那样，都以住处或者死后的谥号作为名称。“明治”意为“开明的统治”，这个名字看来精确地描绘了他的统治。像明治父亲和祖父那样的名字，尽管吉祥，却不太适合他们的时代。

12月17日，为了庆祝此次访问，天皇向东京市民发放了大量的清酒。他一共分发了两千九百九十桶酒。连同清酒一起发放的，还有五百五十只装酒的锡壶和一千七百捆墨鱼干。这些总共花费了一万四千三十八两银子。东京市民狂欢了两天。这件事成为最初的明治文学的题材。

天皇和皇后的婚姻非常幸福，但他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皇后无法生育。即使天皇不愿和其他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也有责任生一个王位继承人。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便与精心挑选的贵族女子共度良宵，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怀孕。这些女子的年龄大多为十几岁（桥本夏子死时只有十六岁），出身无可挑剔，但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她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为皇室生育孩子。这些女人为了争宠而钩心斗角。然而，即便有人幸运地怀上了天皇的孩子，她也不太可能享受做母亲的喜悦，因为孩子会从她的身边抱走，并被视为皇后的亲生孩子。不过，我们从明治的母亲中山庆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那可能意味着孤独的一生，但皇室孩子的母亲依然获得了很高的封号和其他优厚的待遇。即便孩子死了，她的生活依然相当优渥。

彰义队是 3 月 4 日在德川家的家庙 —— 上野的宽永寺 —— 成立的支持德川家族的一个组织。觉王院义观是彰义队的热心支持者，可能在他的影响下，亲王与这个组织有了合作（虽说是被动的）。许多藩士用血将自己的名字题写在彰义队的花名册上，发誓要还德川庆喜的清白，并摧毁他们眼中“君侧之奸”——萨摩藩士。

到目前为止，明治极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内在气质。假如他年纪轻轻就死去，或者像父亲一样没有活过三十六岁，人们可能只会模糊地记得他是维新时期的一名君主。但是，长寿加上兢兢业业，最终使这名年轻人成为长长的天皇名单中最著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