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频繁在外面兜兜转转 。

前几周在去某个小城市的高铁上，我那个软卧是下铺，发生了一件令我很不愉快的事。我在自己位子上做了会儿，刚要脱件外套扔床上准备睡觉，谁知一个50岁左右的女的哗啦一下移开包厢的门，拎着大包小包一屁股坐在我床上，活像一滩烂泥。起初，我以为她是我或对面那侧的上卧，只坐一会儿，便低头玩手机。谁知，她和对面那个和她素未谋面的女孩越聊越起劲，从元谋人聊到你是不是人，那中年女人索性把那毛大衣也脱了，扔在我床上。你说毛大衣想睡觉了，那也不至于非得睡我床上，睡了有快半小时吧？

我那时就禁不住在想：有完没完？我的归宿呢？本来旅行疲惫要早早睡觉的难不成由于不速之客坐在我旁边就得推迟？

当她准备迈出她那粗壮的大腿搭在我文弱的床边之际，我终于发话了:“你能到自己床上吗？”她的脸庞先化成了一个通红的气球，越吹越大，紧接着被一根针扎破，发出紫红色的声响，她嚅嗫道：“我又没坐多长时间”。我懒得理她，然而，对面那坐在下铺的女孩却白了我一眼，道:“人家又没赖在那。”言语中满是批评。我亦懒得理那姑娘，反正那中年女人很快走到那姑娘下铺坐着了。可是，到了夜间，那姑娘却一溜烟窜到上铺歪成一团白云了。原来，那爱勾三搭四的中年妇女才是对面的下铺，年轻姑娘还是上铺。

我觉得世间的大多数矛盾，除去大是大非，无非就是别人把他们自身心理舒适度内的一套法则照搬到其他人身上，甚至强行凌驾在他人舒适度之上，才导致的冲突，比如上述这个心理意识淡薄和强烈间产生的摩擦。首先，她“大方”地将自己的下铺让陌生人坐了好久，之后自己又坐在我下铺上想当然地觉得我也是个“大方”的人，然而我不是，我是个在宿舍看剧、听音乐从不外放也相当排斥室友随意调高音量在我耳边蹦跶的人。

那年轻姑娘还潜意识里觉得这些是“该”的，逻辑很可笑。因为她“大度”地把自己的下铺拿来给姑娘自己暂坐，所以我就该“大度”地把我的下铺拿来给她暂坐，我看是边界意识混乱了吧！

来这个卧铺包厢的都是付费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属区域，这其实算是私人领域，尽管你能看看他，他也能看到你的大概行为。但是，你外出觅食一般擅自逾越私人区，甚至化别人的私人区为茶余饭后的公共区，显然是边界意识的沦落。此等沦丧的边界意识甚至相当于抹杀了“人与人是平等的”这一基本原则，谢谢你独到的边界意识，害我翻越万水千山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归宿，根本无法随遇而安。

包厢其实是一个坐落在万千眉开眼笑的公共区里的一个相对私人区，网吧、餐厅的包厢也是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囿于种种原因，它没能最终设计成每个人都近乎全封闭的一个个单元，那样就是真正的私人领域。我读研那个学校，后来实验室翻修，每排电脑两侧都加了隔板，终于在边界意识上把关了。

现在的很多人，在外边界意识淡漠随意触及别人的心理边界，当别人有所指责反倒愤愤不平、满腹委屈，说别人“敏感”、“计较”、“作”，在家也是一副我做主我就可以随意左右一切的傲人姿态，这俨然会诱发诸多家庭矛盾。

你说家庭住所是一个私人区吧，却时常落得一个“门户大开”的尴尬境地，而这委实是很多中国式家庭的常态。小时候每逢暑假基本都在乡下，无论是爷爷奶奶家还是大姑妈二姑妈家，都习惯性地会把房间的门敞开，尤其是一楼的正门，还有所谓的邻居三天两头来窜门，让我惶恐。稍长大点，基本都住城里，但是自己房间的门从来是不允许我反锁的。如果他们打不开会强行找钥匙打开，据说是怕我悄悄玩电脑。我的房间堆着父母的一部分东西倒也罢了，关键是我这房间于他们而言永远是来去自由的，甚至无论我方不方便。反正，“家里我说了算”，“别人都这么做”，所谓的道理其实并无太多道理，淡漠的边界意识成了强权和主宰。“家里谁说了算”恰恰暗含了高压的旧社会家庭体系的糟粕，而“别人都这么做”无非是狭隘地展现说话人的人际圈里多数人都这般行径，无论对错你且骑上母猪盲目地追吧。有些人习惯了逆来顺受，便处在一个消极麻木的状态度日如年；有些人容忍不了，便“挑起”了争端，但结局多半是惨淡的，于是便诞生了逃离的想法，这可能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结婚后不愿和父母辈的人处于同一屋檐下的一大原因吧。

每个人，在漫漫人生路上，久而久之基本都渴望一个归宿，它具有终生效益；不过，在短途中，有谁不期待一个由边界意识围成的归宿之巢呢？强烈的自身边界意识，开垦出一个白色的归宿，可这个归宿，尚需他人的庇荫，否则便是苍白。每次转身，每次回眸，每次低唱，人们既不想自己的归宿落之于荒野，也不想落之于市井，辗转反侧才发现最安然的归宿无异于他人的在乎与尊重，那是自身边界意识与他人边界意识的珠联璧合，仿佛溪水与湖水相逢，那么离拥有大海的器量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