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注疏此章，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侧重。汉唐儒者重视字词训诂，多解释章句的字词，以疏通文意。宋明儒者重视义理，以朱子为代表的多数理学家持“末章深意说”，认为作为全书的终章必有特殊价值。陈天祥等少数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本章不是初传本《论语》的终章，其中并无圣人微旨。随着朱子学说影响范围扩大，更多人接受了“末章深意说”，并把知命、知礼、知言当作为学修身的重要内容。
《论语》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到最后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收束，这样的安排恰恰反映了孔子所强调的是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为君子、立身、知人。
孔子所说的“命”无疑是指“天命”。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谈及“命”，表明其对“天命”还是相当认可的（见《9.1“利”、“命”、“仁”关系解》）。简言之，这其中既有对天命的无奈与敬畏，也有对天命的承接与担当，体现了孔子综合的天命观。
天命不同于天道。天道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知道万事万物发展的趋势”是“知道”而非“知命”。天命是天对人的“命”，“命，犹令也”（朱熹语），因此，天命是“天”对“人”的旨意或命令，它不能脱离开人而独立存在。这是天命与天道的本质区别。
殷、周时期，生产力和人们认识水平低下，人类处于自然和社会力量盲目支配之下，天被视作具有最高神性、主宰人世一切的至上神。《尚书·盘庚》云：“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天命是不可违的。孔子自然不能超然于外，因此，无论是叹颜渊早死时的“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还是责子路时的“吾谁欺？欺天乎！”（子罕篇）亦或是蔑视公伯寮时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无不是其对天与天命无奈与敬畏的反映，所以说，孔子首先是相信、认可天命的。
但孔子对天命的认识，却又有其独到之处。首先，他认为天赋予某些人以德。述而篇中说：“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我的生死祸福是由天决定的，桓魋又能奈我何？这虽仍属于天命不可违的范畴，但“天生德于予”则显然具有了天赋德予我的思想。其次，孔子认为天赋予某些人以某种使命。子罕篇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即天赋予了我孔子继承和宏扬礼乐之道、不令斯文扫地的使命。与此类似的记载还有：“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篇)“仪封人请见，……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篇)“天纵之将圣”是说天赋予孔子博施济众、经世济时的使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说天赋予孔子行教、引导民众适道的使命。这两句话虽不出自孔子，但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意义的天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正因为孔子具有这一“体天理立人极”（朱熹语）的天命思想，所以，孔子的“知天命”就包括着对这种天赋使命的自觉，并因认识到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从而产生一种匡世救弊、拯民于水火的使命感，甚至为了天命不惜同上天进行抗争，晨门称之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篇）。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听天由命是知天命，“贫而乐”、“贫而不忧”的“乐天”也是知天命，但它们都不是孔子知天命的主体，“知其不可而为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才是孔子知天命的主要内容。天赋君子以使命，所以，君子的知天命，即是明白自身负有的使命，并又遵从这种使命，或治国安邦或教化万民，进而达到一个君子应该具有的境界，否则，何以为君子哉！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孔子对自身的要求，也是其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论语》中的孔子，那就应该是：知命而为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