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点，在弥漫食物和油污气味的工地厨房里，陈达山穿着黑色棉布鞋踩着糊满油污的地板，正为工地上的工人准备早餐。
今年50岁的陈达山皮肤黝黑，身材不高，手臂却很粗壮。备好食材，陈达山打开了轰隆作响的炉子，一手掂锅，一手翻炒着能装满一个大铁盆的食物。
1990年，刚满20岁的陈达山跟着同乡离开了家乡。先是坐轮船，然后坐火车，最后从广州坐汽车。因为买不起卧铺或硬座，他连睡觉都得站着，颠簸五天四夜，最终到达了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深圳。
那个年代，千百万青壮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南方。在轮船火车汽车上挤了几个日夜，陈达山想着，先在深圳找个工作，赚到了钱就回家。他没想到，一转眼，自己已经在深圳过了大半辈子。
今天，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年步入老年。当第一代农民工渐渐老去，他们中很多人发现，生活的重担还没有完全从他们肩上卸下，缺乏保障的晚年更是很难算得上安稳。
晚上八点，冬天里这个南方城市早已入夜。工地上的工人陆陆续续吃完了晚饭，开始围坐在工地小卖部门口的电视机前。陈达山通常在这个时候完成最后的清扫。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陈达山骑着电动车回家。
到家后，陈达山一屁股坐在房子角落里的一个矮凳上。白天健谈的他一到夜晚就变得沉默，只是静静地听妻子和儿子说话，时而应和两句，时而打起哈欠。
这是陈达山到深圳的第30个年头。1988年，村子来了一个招工的人，说有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深圳开厂，需要很多工人。
那时候不敢去，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人贩子。一年过后，同乡的人发现去广东的人不但没有被拐卖，还能寄钱回家，更多的人开始跟着招工的人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陈达山家里的表亲也走得差不多了。在学校上到高二，陈达山感觉自己考大学无望，便动了去打工的心思。
跟着同乡一行七人，陈达山辗转到了深圳。到深圳后，陈达山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在印刷厂，陈达山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班加点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饭。
陈达山在印刷厂的九年，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社保医保。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就算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处。
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陈达山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时，他曾跟两个工友一起去询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可以买社保。得到的回复是：老板说了，不买。
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
印刷厂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陈达山听人说当厨师挺好的，便回到家乡学厨。出师之后，觉得还是深圳机会多，又回来了。工厂、餐馆陈达山都当过后厨，干两年，老板不给加工资，就跳去下一家。
除了2008、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陈达山买社保，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但那时，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陈达山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
一年一年过去，陈达山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结婚生子，儿子也慢慢长大。2010年，陈达山40岁了。他突然有了危机感。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儿子还没上大学。陈达山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
在深圳工作了20年，陈达山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
于是，陈达山开始去找以前工作过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规定，对雇主只能强制追缴两年社保。如果要再补缴更多，只能跟雇主协商。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开这个补缴的口子，否则欠下的前员工的“债”可能让他们无法承担。
陈达山一开始是周末跑，闭门羹吃过，老板不认账也碰过。后来发现收效甚微，他索性把工作辞了，天天到处找以前的雇主，跑社保、劳动部门。
陈达山的坚定和动力，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一年跑下来，陈达山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一共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