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阳光像块融化的黄油，滴在阿乐的铁皮箱上。箱角包着的铜皮磨得发亮，锁扣处刻着“李记修鞋”四个隶书，笔划间嵌着三十年的鞋胶和皮屑。他蹲在老槐树下的马扎上，鼻尖萦绕着槐花甜腻的气息，混着皮革翻新剂的化学味——这是属于他的嗅觉坐标系，每个路过的旧皮鞋都能在其中找到准确的落点。
“师傅，这鞋跟能钉吗？”穿西装的男人拎着一只断跟的乐福鞋，鞋跟上的金属防滑片已经卷边。阿乐接过来时，指腹触到鞋面打蜡不均的颗粒感，是商场里流水线保养的杰作。他没说话，从铁皮箱里摸出三角锉刀，先将断茬磨出斜面，木屑簌簌落在磨破的解放鞋上——这双鞋他补过十七次，鞋底用汽车内胎加固，鞋舌处绣着“学徒”二字，是师傅临终前用纳鞋底的锥子刻的。
槐树影子在水泥地上晃成碎金，阿乐忽然想起1995年的梅雨季。师傅的修鞋摊支在供销社门口，牛皮纸糊的招牌被雨水泡得肿胀。十六岁的他蹲在脚边，看师傅用骨制锥子在马臀皮上扎出均匀的针孔，突然问：“为啥不用电动锥子？隔壁王师傅说能快三倍。”师傅的锥子尖悬在半空，映着他镜片上的光斑：“快三倍的是窟窿，不是针脚。”
西装男人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对着屏幕皱眉：“什么？原厂配件要等三天？算了，我去商场买双新的。”乐福鞋被随手扔在铁皮箱上，鞋跟断口处露出廉价的泡沫填充物。阿乐的拇指蹭过鞋面，那里本该有手工擦色留下的温度，现在却平滑得像块塑料板。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二十年前师傅摔碎第一台电动缝纫机时的声音一模一样——“机器吃的是油，吐的是没魂的活儿。”
午后三点，穿校服的女生抱着篮球过来。左运动鞋的鞋舌歪在一边，魔术贴早被撕开，露出里面发黑的海绵。阿乐掀开鞋垫，看见鞋跟内侧磨出的凹痕，是长期急停导致的——这孩子该是打后卫的。他从铁皮箱深处翻出块猪皮里子，边角料是去年给银行行长修马靴剩下的，质地软得像块温玉。
“爷爷，修鞋要多久呀？”女生的白袜子上沾着操场的红土。阿乐没抬头，锥子穿过鞋帮时带出根断了的尼龙线，是用胶水粘过的劣质修补。“二十年前，”他忽然开口，“有个穿飞跃鞋的男孩，每天放学都来我这儿看修鞋。他说将来要当篮球运动员，鞋底磨穿了就用橡皮膏贴。后来他真进了省队，临走前送我双签名鞋，鞋舌里缝着张纸条，写着‘李师傅的针脚比篮板还稳’。”
女生的眼睛亮起来：“后来呢？”阿乐用骨胶涂抹粘合处，蒸汽熏得他眼角发潮：“后来商场里有了‘专业修鞋机’，鞋匠们都改行当裁缝了。那孩子再来时，鞋跟里嵌着电子芯片，说是什么智能穿戴。我摸了摸，冷冰冰的，像块冻僵的鱼。”他突然把修好的鞋塞进女生手里，动作快得像在赶走什么：“好了，别让教练等急了。”
树影西斜时，来了个穿旗袍的女人。她拎着只鳄鱼皮手包，脚尖点着双水晶跟的高跟鞋，鞋跟处缠着圈透明胶带。“师傅，这鞋跟是在巴黎买的，”她的香水味盖过了皮革味，“专柜说要寄回意大利修，我嫌麻烦。”阿乐接过鞋，发现鞋跟内侧刻着“MADE IN CHINA”的小字，金箔已经剥落。他用镊子夹起胶带，底下的皮面已经发黏——是用502胶粘过的，化学残留正在腐蚀真皮。
“修不了。”他把鞋放回女人手里。对方的睫毛抖了抖：“开个价吧，我不差钱。”阿乐盯着她手腕上的翡翠镯子，突然想起师傅临终前的话：“当你觉得皮子比人金贵时，这手艺就死了。”他低头翻找铁皮箱，找出块磨得发亮的铜牌，背面刻着“中华老字号修鞋匠人”——那是2008年社区发的，第二年就换成了“文明城市达标商户”的塑料牌。
暮色漫过街道时，阿乐开始收拾摊位。铁皮箱里的工具按三十年不变的顺序排列：骨锥在左上角，旁边是浸着蜂蜡的麻线；右边是不同型号的鞋楦，最小的那只还留着婴儿鞋的弧度——那是十年前帮捡废品的王大姐修的，她孙子刚学会走路就夭折了，鞋楦上还沾着没洗掉的奶渍。
“收摊收摊！”城管的电动车碾过槐树叶，扩音器里的声音像块生锈的铁皮。阿乐的手在铁皮箱盖上顿了顿，锁扣发出轻微的“咔嗒”声——这是他和师傅约定的暗号，当年遇到抄摊的，就用这个声音提醒对方藏工具。但现在师傅的骨锥就摆在最上面，铜制的锥头在路灯下泛着冷光，像枚被遗弃的子弹。
“李老头，这月第几次了？”年轻的城管队员踢了踢铁皮箱，锁扣的刻痕里掉出片指甲盖大小的皮革，“社区都说了，修鞋要进便民服务点，你这属于占道经营。”阿乐蹲下身，慢慢捡起那片皮料——是今早修的那双劳保鞋上的，主人是个水泥厂的工人，鞋跟磨出的洞里塞着报纸。“便民服务点里的机器，”他忽然说，“能闻出牛皮和人造革的区别吗？能摸出脚弓弧度的高低吗？”
队员愣住了，扩音器里传出电流杂音。阿乐趁机把铁皮箱抱在怀里，骨锥的尖硌着他的肋骨，像师傅当年用戒尺敲他手心的力度。1998年那个夏夜，他第一次独自出摊，把顾客的翻毛皮鞋错刷成光面，师傅没骂他，只是让他抱着鞋在路灯下坐了整夜：“皮子会呼吸，错了就是错了，就像人断了气，补不回来的。”
便民服务点在超市负一层，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摆着三台修鞋机，穿蓝围裙的小姑娘正在给一只运动鞋粘胶，胶水瓶上印着“快速定型，24小时可用”。阿乐的铁皮箱被放在角落，骨锥和鞋楦成了装饰品，旁边贴着张A4纸：“传统手工修鞋，价格面议”。他数过，每天经过的人里，十个有九个看手机，八个被修鞋机的噪音吓跑，七个觉得他的报价“比买新鞋还贵”，六个根本没注意到角落里的老鞋匠。
直到那天，穿西装的男人又来了，拎着那双乐福鞋。“师傅，商场的新鞋磨脚，”他的领带歪在脖子上，“您能帮我撑撑鞋楦吗？”阿乐接过鞋，发现内侧的皮标已经磨破，露出底下的化纤衬里。他没说话，从铁皮箱里取出那只婴儿鞋楦，轻轻塞进鞋头——这个尺寸，本应属于某个没机会学会走路的孩子。
入秋后的第一个雨天，阿乐发烧了。铁皮箱放在床头，骨锥掉在枕头上，在梦里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他看见师傅站在供销社门口，手里举着双千层底布鞋，鞋面上绣着北斗七星——那是师娘难产那年，师傅熬夜做的，说星星能照亮孩子回家的路。可星星碎了，师娘和孩子都没留住，师傅从此不再碰绣花针，却把北斗的图案刻在了每个鞋楦上。
“爸，别干了，”儿子蹲在床边，手里攥着社区发的“再就业培训表”，“修鞋机都出第五代了，能3D打印鞋跟，你这手工活……”阿乐盯着儿子手腕上的电子表，表带上的卡扣是塑料的，断过三次，每次都是他用鱼线偷偷缝好。“机器能打印鞋跟，”他的声音像浸了水的牛皮，“能打印出鞋跟上的汗渍吗？能算出穿这双鞋的人，走过多少里路，踢过多少块石子吗？”
儿子叹了口气，转身时带起的风掀翻了床头柜上的铜牌。阿乐听见“咣当”一声，想起去年冬天，便民服务点的小姑娘把他的骨锥掉进了修鞋机齿轮里，捞出来时锥头已经变形。他没让赔，只是用砂纸磨了三天，直到锥尖重新泛起温润的光——就像师傅当年磨他的心性，用坏了十二根锥子，才让他明白“慢就是快”的道理。
雨停时，阿乐摸到铁皮箱最底层的布包。里面装着三十年来收集的鞋钉、鞋跟、皮料边角料，还有张泛黄的报纸：1992年6月15日，头版头条《修鞋匠李师傅：一针一线见匠心》。照片里的师傅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技术能手”的勋章，身后是摆满工具的木架，每样工具都像艺术品般排列。
现在那些工具躺在铁皮箱里，跟着他从供销社门口搬到便民服务点，再搬到出租屋的床底。阿乐摸出骨锥，在月光下看见锥尖有个极小的凹痕——是上个月给送水工修鞋时，扎到了藏在鞋底的铁丝。当时送水工非要多给五块钱，他没要，却把那根铁丝弯成了鱼钩，挂在铁皮箱的锁扣上。
凌晨三点，他听见铁皮箱在响。打开灯，看见骨锥正在布包上划出痕迹，细小的木屑聚成北斗的形状。窗外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晃，树影投在墙上，像极了师傅当年刻在鞋楦上的星图。阿乐忽然笑了，笑得咳嗽起来，眼泪掉进铁皮箱，溅在“李记修鞋”的刻痕里——那里本该积满岁月的尘埃，此刻却亮得能照见自己的白发。
我是阿乐的铁皮箱。三十年来，我装过三十七根骨锥、五十六卷麻线、二百一十三只鞋楦。我的锁扣记得每个顾客的脚步声，铜皮上的划痕是岁月的针脚。我见过老槐树抽芽，见过修鞋机吞掉手工的温度，见过“专业”变成贴在玻璃上的霓虹灯招牌。
那天阿乐没去出摊。便民服务点的小姑娘说，他的位置要改成“智能修鞋体验区”，扫码就能生成鞋型3D图。我被塞进储物柜时，看见她把骨锥扔进了垃圾桶，锥尖的北斗七星在垃圾袋里闪了最后一下。
晚上，阿乐的儿子来收拾东西。他把我提到废品回收站，铁秤砣砸在地上的声音，像极了1995年师傅摔碎电动缝纫机时的脆响。收废品的老头翻开我的箱盖，突然愣住：“这锁扣上的字，跟我爸当年修鞋箱上的一模一样。”
他不知道，每个修鞋匠的铁皮箱里，都装着整个世界的脚印。那些被机器碾碎的针脚，那些被数据替代的手感，都藏在我们布满老茧的掌纹里，藏在铁皮箱角落的皮料碎屑里——只要风一吹，就会扬起，像当年老槐树下的槐花，轻轻落在某个懂得珍惜的人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