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0年，宋仁宗嘉佑五年，辽道宗清宁六年。
1060 年的汴京崇文院，油墨的香气混着松烟墨的清苦，在雕版工匠的凿刻声中弥漫。欧阳修将最后一卷《新唐书》的校样轻轻放在案头，窗外的梧桐叶正落在泛黄的《旧唐书》上 —— 这部耗时十余年的官修史书，终于在争议中定稿。
一、重写的冲动：为何要给唐朝再写一部史书？
当宋仁宗在庆历年间提出重修《唐书》时，朝堂上曾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毕竟，后晋刘昫主持编纂的《旧唐书》已流传近百年，为何要耗费巨资另起炉灶？罗振宇在节目中给出了答案：《旧唐书》就像一件打满补丁的旧袍，虽能蔽体却难登大雅。这部成书于五代乱世的史书，编纂仅用四年，不仅错漏百出 —— 将 "杨贵妃缢死马嵬坡" 写成 "不知所终"，更因文风浮华，被北宋士大夫斥为 "骈偶堆砌，失却史笔"。
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北宋士大夫的文化野心里。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道德崩塌，欧阳修、宋祁们迫切需要一部 "标准史" 来重塑儒家伦理。《旧唐书》对武则天称帝的记载平铺直叙，而在《新唐书》中，欧阳修特意加了 "武氏之乱，祸起帷幄" 的评语，将其定性为 "牝鸡司晨" 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判断的注入，本质上是北宋对唐代历史的一次 "重新编码"，用史书完成对 "何为正统" 的定义。
《旧唐书》收录了大量唐代诏令、奏议的原文，甚至保留了武则天《改元载初赦》中 "朕乃圣母神皇" 的狂傲宣言；而《新唐书》则将这些文字大幅删减，代之以 "太后欲称帝，故下此诏" 的评述。这种从 "呈现" 到 "评判" 的转变，暴露了修史者的真正目的 —— 他们不仅要记录历史，更要驯服历史，让过往的故事服务于当下的秩序。
二、笔尖的角力：古文运动如何重塑史笔？
翻开《新唐书》，能清晰看到古文运动刻下的烙印。宋祁为《李白传》写的 "白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用词简劲如刀；而《旧唐书》对应的 "李白好酒，与饮徒游，日沈酣于酒肆中"，则显得拖沓冗余。这种文风差异，恰是北宋士大夫对 "史笔" 的重新定义 —— 欧阳修主张 "文以载道"，将史书从骈文的华丽牢笼中解放出来，让文字成为传递价值观的利器。
但这场文风革新也引发了新的争议。宋祁为求 "古雅"，常选用冷僻字词：写下雨用 "霪雨" 而非 "大雨"，说饥荒用 "殍馑" 替代 "饿死人"。当时学者就批评他 "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连欧阳修都曾与他争执："史者，记事而已，何必故作奥语？" 节目中也有调侃，这种 "炫技式写作" 就像现在的人用生僻字发朋友圈，看似高深实则隔阂 —— 当后世读者需要对着《说文解字》才能读懂史书时，历史的传播力已大打折扣。
更耐人寻味的是两位主编的分工：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文风平实如《论语》；宋祁撰写列传，笔锋奇崛似《离骚》。这种差异在《杨贵妃传》中尤为明显：欧阳修写 "妃缢死，年三十八"，冷静得像在记录节气；宋祁则写 "妃死，血污游魂"，字里行间带着道德审判的寒意。这种 "一书两体" 的奇观，恰恰说明历史书写从来不是客观记录，而是不同叙事风格的角力场。
三、偏见的密码：史书中藏不住的爱憎
欧阳修在《新唐书・安禄山传》的结尾，忍不住加了句 "禄山豺狼野心，非能为唐臣久矣"，这种直白的憎恶在正史中并不常见。罗振宇在节目中分析，这源于欧阳修对藩镇割据的切肤之痛 —— 北宋立国正是为终结五代军阀混战，而安禄山作为 "叛乱" 的符号，自然成了他鞭挞的对象。这种个人情感的注入，让史书有了温度，也有了偏见。
对宦官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旧唐书》虽批评宦官专权，却也承认 "肃宗得李辅国之力，始定两京"；而《新唐书》则将所有宦官传记归入 "奸臣传"，甚至把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鱼朝恩写成 "阴鸷祸国" 的奸佞。罗振宇解释，这是因为北宋士大夫对宦官干政有着集体恐惧 —— 仁宗朝就发生过宦官任守忠干预朝政的事件，欧阳修借修史发泄的，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焦虑。
但偏见也可能打开新的认知窗口。欧阳修在《新唐书・食货志》中，用大量篇幅记录唐代 "两税法" 的利弊，远超《旧唐书》的简略记载。这源于他参与 "庆历新政" 的改革经历，对财政问题的敏感让他捕捉到了被前人忽略的历史细节。正如节目中所说："修史者的偏见，就像滤镜，会扭曲部分真相，却也可能让某些被遮蔽的细节更加清晰。"
节目中引用了王汎森《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的观点：当我们看到欧阳修在史书中既骂安禄山 "豺狼"，又客观记录其军事才能时，其实是在学习如何容纳矛盾的人性。这种 "心量"，正是读史的终极价值 —— 历史不是给我们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在复杂的叙事中学会理解人性的多面。
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抱负，在《新唐书》的编纂中得到了别样的呼应。欧阳修们或许没能做到绝对客观，但他们在史料的考辨、叙事的取舍中，展现了对 "通变" 的追求：通过梳理唐代兴衰，为北宋提供治国镜鉴；通过评判历史人物，确立士大夫的道德坐标。这种将过去与当下相连的努力，让历史成为活的智慧，而非死的教条。
1060 年的《新唐书》与今天的我们，隔着近千年的时光，却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当信息爆炸让真相变得碎片化，当算法推荐让认知变得狭隘，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书写中学会 "扩充心量"—— 既承认所有叙事都有偏见，又努力在多元视角中逼近真实；既理解前人的局限，又尊重他们在时代框架内做出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