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归秦，

13岁继位，

14岁修郑国渠，

21岁亲政，

22岁平嫪毐，

23岁罢免吕不韦，

39岁一统六国。

他出生便沦为敌国质子

嬴政—大秦帝国的主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皇帝。

后人只论他的功过，暴君专政是他，千古一帝也是他；却不知他才出生便成弃子，沦为赵国质子九年，9岁归秦，13岁继位，14岁修郑国渠，21岁亲政，22岁平嫪毐，23岁罢免吕不韦，30岁灭韩；32岁灭赵；35岁灭魏；37岁灭楚；38岁灭燕；39岁灭齐，至此一统六国。

嬴政统一六国之后，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无以传后世。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纷纷建议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但嬴政最终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以皇帝作为自己的尊号，不仅如此，秦王嬴政还替自己的子孙想好了尊号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天下大业已定，嬴政却不曾停下脚步，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要与时间赛跑，一方面他派徐福寻找长生不老的灵药，另一方面继续自己前进的脚步，40岁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41岁，泰山封禅；43岁，修建万里长城，创造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44岁，派蒙恬北击匈奴；45岁，开放岭南，修建灵渠。这些举措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的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在49岁时，嬴政因病去世。

他想做的都成功了，除了“寻灵药，得长生”外......

后人再去回望这段历史，始皇帝期间履至尊，至六合；废分封，行郡县；焚诗书，坑儒生；筑长城，逐匈奴，不可一世！他这一生短暂如流星，但却照亮了后世的万古之夜。

《国家宝藏》中有这样一段舞台剧展示，燕王使太子刺秦后，曾经同为赵国质子太子丹与嬴政再度相见，随着弱国强国的变化，是敌是友也在改变。

太子丹面对家国的危难和曾经的挚友，无奈与嬴政争执“命”之词。

不想嬴政却凄然道：“孤的命好吗？从出生起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要情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

舞台剧虽然是对历史往事的合理假设，但却也成全了曾经有着相同命运，在赵国同为质子后又成为挚友的两人，在时隔21年后再度相见、相互坦言的遗憾，是借富大龙之口说出了嬴政作为始皇帝的身不由己和难启之言。

而富大龙所饰演的秦始皇所说之词结合史料记载，也正是嬴政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百代皆行秦政法。嬴政所创立的秦制对中国近代巨大的影响密不可分，也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 2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息息相关。

始皇帝终于可以用一把，而不是七把尺子丈量他的国土，同一种，而不是七种文字下达他的号令。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各国度量衡的长短、大小、轻重、单位、进位均不同。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自然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是要把原来由商鞅制定的已在秦国实行了 100 多年的度量衡制度推向全国。

现存出土的的秦国度量衡器上，有很多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诏书的全文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意思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要求他们制定统一度量衡的法令，把不统一、不准确的都统一、准确起来。

这一诏书，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时值秦国刚刚吞并六国，足见嬴政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让丞相李斯以秦制为基础，拟就“平斗斛度量文章（即秦始皇诏书），布之天下”。并将诏书铸为铜诏版，悬挂于通衢要道，或刻铭在度量衡标准器上，以为“一法度量石丈尺”（《史记·秦始皇传》），推行全国。

2002 年 6 月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证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已逐步统一度量衡，即每新占一地就开始推行秦制，并非等到统一六国以后才开始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二十六年颁布全国的诏书表明秦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统一的力度更大，但这并不是秦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统一的开始。

同时，里耶秦简还反映了秦地方机构统一度量衡的具体做法，即由官府传送度量衡标准器，逐县厘定。秦始皇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之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发了由中央统一监造的度量衡标准器具。

秦简《工律》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秦标准器皆铭量值、年份、使用地、监造机构或官员姓名，同时刻录诏书。

为达到统一度量衡和落实技术规范的要求，秦还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以行其罪，以究其情。”意思是：在所制造的产品上，要刻上制造工匠的名字，做得不好的要加以处罚、追究责任。因而秦出土器物上大都有督造者、主者及具体生产者的姓名。

秦简《工律》《田律》《效律》《金布律》等，都记载着有关的管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由此可见，秦朝对实施度量衡、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的管理和责任追究是很到位的。

《吕氏春秋》则记载：“仲春、仲秋之月，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桶。”可见秦人甚至还注意到气候、温度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影响，故规定在寒暑适宜、昼夜均等的春分日与秋分日校验度量衡标准器。

秦在统一度量衡方面采用丈尺、升斗、斤两制，并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单位进制。同时，其方法比较标准，合乎科学。秦统一度量衡单位进制并采用十进制的计量方法，即度制：1 引 =10 丈 =100尺 =1000 寸 =10000 分；量制：1 斛 =10 斗 =100 升 =1000 合 =2000 龠；衡制：1 石 =4 钧，1 钧 =30 斤，1 斤 =16 两，1 两 =24 铢。

秦代以黍子横排一百粒来定一尺之长作为建立度量衡的基准，而英国、德国等国家直到 12 世纪初才开始研究，晚了秦代 1400多年。

万里筑长城

长城作为保护农耕文明的屏障屹立在 400 毫米等降水线上长达 2000 年之久，见证了无数次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分分合合。

《史记》记载秦始皇32年，出海寻找仙药的卢生，无功而返，或许是为自己的劳而无功脱罪，卢生为秦始皇带回来一条图谶，谶曰：“亡秦者胡也”。想将自己的秦王朝传至子孙万世的秦始皇于是先发制人，命蒙恬率军30万，出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并修筑长城长期驻守。与此同时，长城地修筑也给人民带来了的沉重负担，也见证了无数戍边将士凄惨的命运。

秦末农民军首领武臣对赵地的豪杰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而东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却云：“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江统的《徙戎论》中则曰：“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更叹息说：“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对秦始皇修长城的评价历来不高，往往指责秦始皇劳民伤财，滥用民力，以上的例子以及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便是最好的例证。

但近代以后，受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西方思想传播的影响，到 19 世纪末，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醒悟，长城逐渐成为了汉民族抵御外族入侵的精神象征，对秦始皇修长城的评价开始出现上升。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

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 “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 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而今后人再去翻阅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并不难理解秦代之所以大修万里长城，并不是因为国力虚弱、秦军怯战、敌不过匈奴的强大，而是由于古代中原农业经济民族同北方游牧经济民族的矛盾特殊性所致。

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以利耕耘收获，发展经济和文化。而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会不时地造成对中原民族的进犯。

中原以大军出击，匈奴则远走他遁; 大军一撤，扰掠如故，如若长期如此，政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只有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望，才能读懂来自两千年前嬴政的选择

和决定。

版图之外的领土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岭南被称为是扬州的徼外之地，并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中原政权也从未真正统治过这一地区。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岭的绵延千里将中原与岭南几乎隔绝，很少有岭南人翻越五岭进入中原，而中原先进的文化也几乎不能飞跃五岭的阻隔进入岭南。秦始皇在灵渠修建成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用它来运送军用粮草，而是下令勘察岭南地界，设南海、象郡、桂林郡，正式对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实现政治统治。

此后，为了开发这一地区，秦始皇下令军队必须在此长期驻守，还发配数以十万计的代罪之人到岭南成为第一批来自中原的移民。中原移民通过灵渠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极大促进了岭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文化素质较高的中原移民也为提升岭南的文化水平和岭南人的素质发挥了明显的作用。除政治、文化上的意义，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灵渠当然不失其在军事和水利上的重要历史功绩。

灵渠修建完成后将秦始皇军事统一岭南的进程大大提速，对中国统一进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灵渠将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联通起来，加强了中原与岭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各方面联系。

即便在秦始皇和秦代之后，灵渠依然被历朝历代用作粮饷运输和转运兵员的重要通道。

明清两朝的安南贡使就是通过灵渠由湖南北上入朝朝贡的。有着楚粤咽喉美誉的灵渠也是粤盐北运和湘米南运所依赖的水运通道，以至兴安县成为五方辐辏、千帆云集的重要商业中心。

秦朝的水利工匠们精心设置的天平、铧嘴、陡闸等设施让灵渠充分发挥了航运、防洪、分水等功能，灵渠的修建为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增添了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