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哲人王终于要登场了。

此前，苏格拉底一直试图回避，但格劳孔紧追不舍，年轻人迫切地想知道，如果苏格拉底描述的国家要实现，怎样才可能？

这又是一次突然地袭击，苏格拉底有点犹豫，但显然他不是没有准备。

为了回答格劳孔的问题，苏格拉底回到谈话的起点。他们从谈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一路走来，排除了种种偏见，终于为正义划分出了清晰的边界。然而，正义本身是至真至纯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瑕疵，苏格拉底需要跟格劳孔讲清楚，谈论这样一种理想的“正义本身”并非要求正义的人在各方面都做到一模一样，而是作为一个样板，让人们按照其体现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幸福的程度。

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一个画家，画出了一个理想的男子，一切都已经画得恰到好处，只是不能证明这种美男子能实际存在，难道这个画家就会因此成为最糟糕的画家吗？

这样子打比方没有问题，然而，画与政治毕竟还是有差别。

人们观赏一副画，关注的是画本身的美，画中人物的真实性往往被忽略。比如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很多人在观赏这幅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在意画中的人物到底是某个富商的妻子，还是达芬奇的情人，或者仅仅是他想象出来的。在那一刻，人们剥离了其他一切社会性的因素，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副完美的画作：天一无缝的构图，恰到好处的色彩、明暗变化，以及整画所营造的和谐、优雅的氛围。

但在讨论讨论政治话题时，人们的目光会时时刻刻紧盯着现实，他们更在意的是一种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而非应该如何。正因为如此，尽管苏格拉底前面描绘了那么多美好的蓝图，格劳孔尽管表示赞同却始终无法完全满意，依然步步紧逼，把谈话推进到了现在这一步。

回到对话中来。

苏格拉底说，如果要用最少的变动来实现理想的制度，那么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够严肃的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相结合；并将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排除出去，否则，对国家甚至全人类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尽管前面做了那么多铺垫，尽管他一直回避，一直克制，但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苏格拉底对哲人王抱有怎样热烈地期望。尽管两千多年以后，我们已经无法分辨这种期望到底是苏格拉底的智慧，还是柏拉图的梦想，但我不愿意怀疑哲学家们的真诚，我愿意相信，这种期望绝非因为他们对世俗权力的欲望，或者自我标榜，而是基于他们洞穿世事的智慧，基于对人类命运深刻的理解，和对人世苦难的同情。

接下的谈话，苏格拉底把主要的功夫放在了哲学家的定义上。

在希腊语中“哲学”就是爱智慧。

何为“爱”？何为“智慧”？

苏格拉底举了一系列例子：一个人爱少年，他必然爱一切的少年，无论其面貌如何；一个人爱酒，他必然爱喝每一种酒；一个人爱荣誉，他必然热爱一切有荣耀的机会，无论做将军还是做连长。同样的，一个真正爱智慧的人，他必然爱正义的全部。

真正的爱智者不会浅尝辄止，也不会浮于表面。哲学家眼睛盯着真理，他们看到每一相反的事物就其本身而言，各自为一，而他们与行动及物体结合则表现为多。智慧，就是认识“多”背后的“一”。“多”基于感官的印象，为“意见”；而“一”，才是本质，为“知识”。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能够“有”这种“知识”。

“有”相对于“无”，有的东西方为可知的；不能有即“无”的东西自然不可知。而“意见”，既是有又是无，介于两者之间。知识天然地与有有关，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

知识和意见的能力不同，对象不同。形成意见的能力是官能，对象为具体的事物，为“一”之所对应“多”者，非有，亦非无。“无”是一个特别的概念，非物，非有，我们只能将关于“无”称作“无知”。由于，意见不可能是对“有”的意见，也不可能是对“无”的意见，因此介于“知识”与“无知”两者之间。

以上就是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

相对来说“意见”和“知识”容易理解，但是“有”和“无”晦涩一些。“意见”之于“知识”相当于“影子”之于“物体”，物体只有一个，但光线的角度不同，影子可以不同，而且影子只是对物体粗略的描摹。而“无”之于“有”，则好比镜子，“有”为存在，“无”本不存在，但是借着“无”这样一个假定的概念，“有”能够被更好地认知。

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形成这样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也许可以在后面这段关于相对概念的论述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在这许许多多美的东西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丑的东西吗？在许许多多正义的东西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不正义的东西吗？在许许多多虔诚的东西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不虔诚的东西吗？

还有许多东西不是有些东西的双倍吗？它们显得是一样东西的双倍，难道不同样又显得是另一样东西的一半吗？

还有许多东西我们说它们是大的或小的，轻的或重的，难道不可以同样把大的看作小的，小的看作大的，轻的看作重的，重的看作轻的吗？”

本来，苏格拉底将这种现象称作“意见”，让它们在“绝对存在”与“绝对不存在”之间游动，恰好作为他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佐证。但换个角度一想，也许正是因为这类对于同一对象的相对描述：美与丑，正义与不正义，虔诚与不虔诚，多与少，轻与重，大与小，相互交叉，难以辨别，甚至相互转化的现象，使得古人更加倾向于在变化的“意见”背后，寻找一种不变的“知识”。

这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理想国》·第五卷（472A--4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