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孔子在宣扬提倡仁义，老子却说：“播扬的糠屑进入眼睛，也会让人颠倒天地四方；蚊虻之类的小虫叮咬皮肤，也会让人通宵不能入睡。仁义给人的毒害就更为惨痛乃至令人昏愦糊涂，对人的祸乱没有什么比仁义更为厉害。”
“你要想让天下不至于丧失淳厚质朴的本性，你就该纵任风起风落似地自然而然地行动，一切顺于自然规律行事。又何必那么卖力地去宣扬仁义，好像是敲着鼓去追赶逃亡的人一样呢？”（见《庄子·外篇·天运》）
老子认为孔子到处宣扬仁义引人追求，就好像敲锣打鼓去追寻逃跑的人一样，只会让这个逃跑的人闻声而越逃越远。这是为什么呢？
一、私心
有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手中同时有两张10元钱，一张崭新，一张陈旧，那我们是不是都想先把旧的那张花出去？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在铸币时代，成色优良、杂质较少的金属货币，往往会被人贮藏起来甚至熔炼，从而导致最终市场上流通的都是成色较杂、品相不佳的货币。
因此一样东西，越称颂它，越拔高它，它就只会变得越稀少，因为“物稀”，才会“贵”。所以无论再怎么称颂爱，爱也不会因此变得多起来；无论再怎么称颂仁义，仁义也不会因此变得多起来。
劣币之所以能驱逐良币，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良币的可贵，所以才不会让它通行于世间，让其它人也轻易得到。这就是人本有的私心在作祟。
所以认识到了爱的可贵，人们又怎么会不珍视它而轻易向他人付出爱？认识到了仁义的可贵，人们又怎么会不珍视它而轻易向他人付出仁义？因此才会有“真爱无价”、“仁义值千金”等说法。
但是既然都已经“千金”、“无价”了，那么又有几个人能得到它们呢？倡爱必失爱，倡仁必失仁，倡义必失义。提倡仁爱，反而让大家都得不到仁爱，这就是似进实退，似明实昧。
所以从古到今，人人都非常珍视“爱”，但爱的适用范围却在不断缩减。从部落，到乡党，到家族，到家庭，再到今天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二、失道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是指两个人互相扶持，彼此依靠而生活的一个状态，一向被大家所广为赞赏。但庄子为什么却说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两条鱼儿躺在即将干涸的水坑里，互相用唾沫滋润对方，延续对方的生命，这种行为是不是很伟大？可如果不是因为水坑干涸了，它们根本没有必要如此的啊！
如果让它们自己选择，它们是愿意自由自在地畅游在江湖之中，谁也不用为谁付出真情，谁也不用被人称赞伟大，还是愿意在艰难生存的过程中，迸发出可歌可泣的真情？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有真情，就必定先有患难；有功劳，就必定先有灾难；有忠臣，就必定先有昏乱；有仁义，就必定先有坏乱。所以“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人们是愿意在患难中发现真情，还是愿意一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谁也不用对谁付出真情？人们是愿意在乱世灾年彰显出忠孝仁义，还是愿意在太平盛世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鱼儿如果能畅游于江湖，又怎么会相濡以沫？天下如果有道，又如何能展现出仁义？如此一来，提倡仁义，与提倡天下无道又有何异呢？
三、变质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为他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仁义”的要求。以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更多鲁国人将因此而不能返乡。
孔子大骂子贡，但他却没有想过，正是因为他到处宣扬“仁义”，才会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产生。如果鲁国人只是出于本心，想要救助落难的同胞，那赎人之后要或不要国家的补助，又有什么关系呢？并不会有损他们救人的本意。
但孔子却为这救人的行为附加上了“仁义”，并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仁义”之举。于是人们的本心变了，只是出于追求“仁义”的目的才去帮助同胞。因此，当这种行为不能再让他们得到“仁义”的荣誉名号时，哪怕是对同胞有再造之恩德，他们也不会去做了。
因为有了“仁义”的荣誉奖赏，结果却让人们把赎回本国奴隶的爱心变成了功利心。所以老子才说孔子宣扬仁义的行为，是在人间播糠扬尘迷乱人眼。
因为他让人眼睛不再清明以致颠倒四方而视，把功利当成目的；让人“以奇为正”以致南辕北辙而行，把名利当成追求，身心劳苦而不得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