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在时光的幽远处，站着一位高大的人物，我真希望他萎缩下去。

        二十年前，我和老公分居遥远的两地，孩子出生不久，我在老家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进行了工作调动。因为老公在部队工作，云南的地方政府比较照顾军人，所以接收手续较为顺利，而老家河南的调出手术却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近乎屈辱的记忆。这个人就是当时刚上任的局长，他也是我生平所近距离接触到的最大的官。

尽管我是一个耳目有些闭塞的普通乡村教师，但也还是听到了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大人的一点传说：他曾是邻乡的政府党委书记，非常贪，相当有背景，特别有钱，被人告来告去，告到教育局长的位置上。通常来说，这样的人物离我很遥远，然而命运却让我们有了一次微妙和短暂的交接，我的调函上必须有他的亲笔签名。

当时我是一个又黑又瘦，憔悴不堪，无精打采，虽还年轻却已开始衰老的女人。在焦躁不安中等到从云南空运回老家的调令，已经开学了。那个九月初的炎热的下午，我抱着一岁的孩子马不停蹄从乡下赶到教育局，先去人事科办理相关手续，科长是一位短发、黑胖、刻板的中年女人，因为档案中有一点材料不齐，费了一些力气补材料。

补好材料后，科长拿着我的调函去找局长签字，结果扑了空，让我等。我左等右等，儿子呆不住，哭闹不止，办公室一位年轻秀气的女科员问我：“你不应该带孩子来，怎么不让你的家人帮你带孩子呢？”我苦笑：“没有人帮带孩子。”她建议：“大门口那儿小卖部有一位婆婆，你可以开点钱给她，让她帮你带。”我觉得不可行。

快到下班的时间，孩子要撒尿，我赶紧带孩子到楼下草丛中撒尿。这时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有个男人打开车门准备上车，那位人事科长赶过来指着我焦急地对那个男人说：“就是那个女教师等着签字。”我明白那个人就是教育局长，我赶紧朝轿车走去。可是局长却一个劲地朝人事科长直摆手，关上车门，让司机开车一溜烟走了。人事科长一直对我板着的脸有了一丝松动和无奈：“你也看到了，我已经尽力了，但局长不签。他要去市里开会，三天后才回来。你三天后再来吧。”

一颗颗泪珠止不住就自己流淌下来：三天啊，多么漫长的等待，他花一分钟就能签上他的大名，却要我等三天。

三天后的一大早，我抱着孩子来教育局候着。局长姗姗来迟，而局长办公室已有好几个人等着找他办事，我也和别人一样把调函放在局长办公桌上等局长一份份地处理。孩子仍有点闹，局长不高兴地让我到门外等。我以为局长一会儿就会叫到我，但局长处理公务如蜗牛爬行那么慢，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我，忍不住进去，我看到一位衣着体面，看起来有些身份的女士在和局长交谈，其实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局长严厉地对我说：“出去，到下面去！”

孩子又要撒尿，等我再上来，局长办公室又空了，局长又出去办事了。

下午我继续抱着孩子候在办公室楼下，终于看到局长来了，我赶紧迎上去，这时我才算大致看清这位局长的长相，威严中透着一丝痞气。我战战兢兢地说：“徐局长，我已经等你三天了。”他直接忽略了我这个人，不理睬我，大踏步的走自己的路。我紧跟着，结结巴巴地说：“局长，帮我签个字。”他厌烦地说：“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我不知道此时我该怎么办，除了像癞皮狗一样紧跟着他，我还能干什么呢？他“噔噔蹬蹬”像甩开什么极为厌恶的东西一样，到办公室，我紧跟到办公室，他拿了一个本子到会议室，我紧跟到会议室。一路上他厌恶地说了无数个：“走开，别跟着我。”

他走进空无一人的会议室，我也走进会议室，他暴怒了：“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击中了我，我觉得我连一条癞皮狗都不如，我抱着孩子蹲在会议室外面的走道上不顾形象嚎啕大哭，这时开会的人陆陆续续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男科员走过来对我说：“别哭了，局长已经同意给你签字，快去局长办公桌上拿你的调函来。”

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表情，更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哽咽着麻木地拿着我的调函走到局长面前，局长威胁道：“你再哭，我就不给你签了。”我自嘲：“女人，不就是爱哭嘛。”局长提起笔就签，我赶紧提醒：“不对，签这里。”幸亏我的大脑麻木之中还有一丝清醒。不然这张经过长途跋涉决定我命运的调函会不会作废，要重新打一张呢？

回到学校，我把签字的波折讲给一位老于世故的师弟听，他马上指出症结所在：“人家新官上任，你却送人家一张白皮。”接着又说：“幸亏你抱着孩子，不然这字不会这么轻易签下来。”我又想起教育局那位年轻女科员的建议，不禁哭笑不得。

如今，打击贪官的子弹“咔咔”作响。不知这位曾经耀武扬威的教育局长有没有中枪，轰然倒下，让我这样样抑郁的小人物也快意恩仇一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