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特有的消毒水味浓郁得近乎窒息，冰冷又固执地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里。
我蜷缩在小小的陪护椅上，后背紧贴着冰冷的塑料椅背，双腿早已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耳边是各种仪器滴滴答答的规律声响，仿佛在固执地数着秒针，数着那无法回头的生命时光。病床上，他陷在雪白的被褥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嶙峋得让人不忍细看，每一次呼吸都显得那么费力。
我伸出手，指尖小心翼翼掠过他干燥起皮的嘴唇，动作轻得如同拂过一片易碎的羽毛。他的眼睫微微颤动了几下，终于艰难地掀开一条细缝，那目光浑浊、黯淡，如同蒙了厚厚的灰尘。他吃力地转动眼珠，视线慢慢聚焦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又缓缓移开，最终落在我脚边那个鼓鼓囊囊的旧帆布包上——那是我打算“离开”的象征。
“你…怎么还在这儿？”他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头，每一个字都耗尽了力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驱逐意味，“不是让你…签了字就走么？”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尖锐的疼痛瞬间弥漫开来。我猛地低下头，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口腔里迅速弥漫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不能再哭了，我警告自己，再哭，这双眼睛怕是真要瞎掉了。
一个月前，我们还在为菜市场那把空心菜是两块还是两块五争得面红耳赤，烟火气十足地拌着嘴。谁曾想，命运竟如此凶悍地翻脸无情。
那只是个寻常的加班夜。我窝在沙发上织着永远织不完的围巾等他，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发出嘈杂的背景音。门锁转动的声音终于响起，我习惯性地跳起来迎上去：“饿坏了吧？给你下碗面？”他站在玄关的阴影里，没开灯，高大的身影有些异常的佝偻。
“不用了，”他的声音低沉得有些陌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饿。”话音未落，一阵剧烈的呛咳猛然爆发出来，他捂住嘴，指缝间，刺目的鲜红如同熔化的铁水，猝不及防地滴落在冰冷的地砖上，也烫穿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急诊室的灯光惨白得如同地狱的入口。诊断书上的“晚期”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刻进我的眼底，烫得我灵魂都在抽搐。医生凝重的话语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已经扩散……时间……恐怕不多了…”每一个字都沉重地砸在心上，砸得我摇摇欲坠。
确诊后短短几天，他就以惊人的速度消瘦下去。他曾经那么结实有力的臂膀，如今只剩下嶙峋的骨头。但更让我心寒的是他态度的转变，一种冰封般的冷漠迅速覆盖了他。他开始拒绝我靠近，拒绝我帮他擦洗身体，甚至拒绝我递过去的一杯温水。他那双曾经盛满温柔的眼睛里，只剩下一种近乎刻薄的冰冷和决绝。
“滚开！”那天下午，我试图扶他起身喝药，他猛地挥臂，像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力道不大，却带着令人心寒的厌弃。床头柜上的玻璃杯被他扫落在地，“哐当”一声脆响，碎片和水渍四溅开来。他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直直刺向我：“你聋了？我说了…让你滚！别在这…碍我的眼！我看见你就烦！”
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隔壁床陪护的家属投来惊愕又带着怜悯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僵在原地，浑身冰冷，血液似乎都凝固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地蹲下去，一片一片，徒手去捡那些闪着寒光的玻璃碎片。手指被锋利的边缘划破，血珠无声地冒出来，滴在冰冷的地砖上，也滴在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
几天后，他竟让律师把一份离婚协议书带到了病房。律师的表情带着职业性的刻板疏离，公事公办地将那份薄薄的文件放在床头柜上，纸张冰冷地躺在那里，像一块巨大的寒冰，瞬间冻结了病房里本就稀薄的空气。
“签了它。”他靠在枕头上，脸转向窗外，声音平板无波，仿佛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房子归你，存款也归你，签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两清。”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缓慢而精准地刺向我，“别，再来了。”
“两清？”这两个字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来，带着我自己都未曾料到的沙哑和颤抖。我看着他那固执地扭向窗外的侧脸，那紧绷的下颌线，那微微颤抖的、毫无血色的嘴唇。这哪里是驱逐？这分明是一堵摇摇欲坠的墙，在试图替我挡住那即将倾泻而下的、名为“失去”的滔天洪水和永恒的绝望孤寂啊！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这狠心绝情的驱赶，这冰冷的“两清”，是他用尽最后力气为我搭建的、摇摇欲坠的防波堤。他怕那名为“丧偶”的滔天巨浪将我彻底吞噬，怕我余生被刻上“未亡人”的孤寂烙印，在无望的思念里沉沦。他宁愿自己背负所有骂名，在生命的尽头独自面对深渊，也要把我推向他以为安全的岸边。
“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像结了冰的湖面。我从帆布包里翻出一支笔——那还是去年生日他送我的礼物，笔身温润。没有再看他的表情，我俯下身，在离婚协议书的末尾，一笔一划，用力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像心在流血的声音。
签完，我把笔轻轻放回床头柜。那份签好的协议书，就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然后，我当着他的面，拎起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转身走出了病房门。
门在我身后轻轻合上。
走廊尽头，我停下脚步，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这医院里所有的浊气和绝望都吸进肺里。然后，我转过身，拎着那个从未真正打算带走的帆布包，一步一步，又走回了那扇刚刚关上的病房门前。我没有推门进去，只是像一尊沉默的雕塑，静静地靠在门外的墙壁上，守着，守着那个用最笨拙的方式把我“推开”的男人。
我终究没有离开。那扇门，那扇他试图关上的门，从未真正隔绝过我。
我成了这间病房里最固执的“钉子户”。白天，我就在病房角落那张小小的陪护椅上处理工作，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着我疲惫的脸。他闭着眼假寐，或者看着天花板发呆，对我视而不见。只有当我起身去打开水，或者去食堂买饭时，才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像被灼热的太阳烤过一样，短暂地停留在我身上，又在我转身的瞬间仓皇移开。
晚上，我蜷缩在窄小的陪护椅上，盖着薄薄的毯子。夜深人静时，仪器规律的滴答声里，会夹杂着他极力压抑的、破碎的咳嗽声。有时我悄悄睁开眼，借着仪器屏幕微弱的光，能看到他侧着头，正长久地、贪婪地凝视着我蜷缩的身影。那目光里，哪里还有半分白天的冰冷？那里面盛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悲伤、眷恋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温柔。当我的目光与他在昏暗中相遇，他会像受惊的孩子，猛地闭上眼睛，假装睡去，只有那微微颤抖的睫毛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这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隐秘仪式，在无边的黑暗里，在死亡巨大的阴影下，无声地交换着彼此无法言说的深情与疼痛。
他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他走的时候，外面正飘着细碎的雪花，安静地覆盖着这个喧嚣而冰冷的世界。我握着他枯瘦冰冷的手，感受着那最后一丝温度在我掌心彻底消散，像握不住的一缕轻烟。他脸上竟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医院的太平间，肃杀而冰冷。我麻木地办理着那些繁复又冰冷的手续，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护士推着那冰冷的金属推车过来，准备将他带走。就在那冰冷的不锈钢即将触碰到覆盖着他的白布时，寂静的空气里，突兀地响起了一声清晰的手机提示音——“叮咚！”
那声音，是从他病号服口袋里传出来的！是他那台屏幕早已碎裂、磨掉了漆的旧手机。
我颤抖着，几乎是扑过去，手忙脚乱地从他冰冷的衣袋里掏出那台旧手机。屏幕亮着，一条新短信的提示框清晰地跳动着，发信人赫然标注着——“定时发送：给我最爱的傻瓜”。
指尖抖得厉害，几乎无法准确地点开那条信息。泪水疯狂地涌上来，模糊了视线。我狠狠抹了一把眼睛，强迫自己看清屏幕上的每一个字：
“这次，换我放手了。别怪我狠心。签了字，你就自由了，房子是你的家，不是枷锁。别守着我的名字过一辈子，那太苦了。好好活，替我多吃点好的，替我去看看春天的花，替我……好好活下去。下辈子……换我死皮赖脸缠着你，好不好？”
手机屏幕的光，在太平间惨白的灯光下，微弱却固执地亮着。那一个个字，像烧红的钢针，穿透泪水的屏障，狠狠扎进我的眼底，刺进我的心脏最深处。原来他所有的“绝情”，所有冰冷的“滚开”，所有试图将我推开的努力，都指向这最后无声的托付——他倾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只为替我撕掉“遗孀”的标签，斩断那可能束缚我一生的枷锁。他用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签下的竟是世间最深重、最痛彻的结婚誓言——在死亡面前，他仍固执地要给我生路。
我死死攥着那冰冷的手机，仿佛攥着他最后的心跳。身体里积压的所有悲伤、委屈、愤怒和那无边无际的爱，终于再也无法阻挡，如同冲破堤坝的洪流，汹涌而出。
我扑在那覆盖着白布的、冰冷僵硬的躯体上，像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放声恸哭。哭声在空旷冰冷的太平间里回荡、冲撞，撞向四壁，又沉重地落回我身上。泪水滚烫，浸湿了冰冷的白布。护士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悄然退开，留给我一片破碎的、嚎啕的空间。
这世间最深沉的爱，有时竟以“放手”为名。他推开我，不是厌倦了并肩，而是想独自扛起那扇沉重的、名为永别的门。 他用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在死亡的黑幕上，为我凿开一道微弱却倔强的生之光。那病房里从未生效的“离婚”，原来是向死而生的灵魂，对爱人最笨拙也最彻底的献祭——他燃尽自己，只为替我点亮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