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结婚后，种地的同时，经营代销店。那是七八十年代，随着年产责任承包制的实行，合作社也分给个人承包。他结婚前在合作社生产队待过，积累了一定的生意经验，于是把代销店承接下来，一干就是十年多。
九十年代中期，我尚幼小，记得屋后面的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有三个字：代销店。高大货架上摆满各类商品，有零食，烟酒，调味料，日用品……那时候市面上有的物品，我家代销店基本都在销售。父亲进货时货比三家，进价便宜，薄利多销。
我八九岁时，村里消费格局发生变化，村民纷纷骑车去镇上买东西，代销店生意变得惨淡，父亲放弃运营，改行搞捕鱼。红色字残留着，邻村的行人经过不知情，以为有油盐酱醋卖，推门进来要购买。父亲解释说，已经没做买卖，只是字忘了消除。等到村里有人造房子，他借来白石灰，覆盖在红字上。家里几乎看不出经营过代销店的痕迹。只是货架至今保留着，样式古旧，油漆剥落，放在二楼搁置杂物。
代销店从此销声匿迹。小卖部在小村小巷里流行开来。比起代销店，它的规模要小很多，销售污渍也有限。我念小学六年级，家斜对门的莲子闲来无事，着手经营小卖部。她把店铺设在小房间里，用柜子桌子放置商品。商品全来自镇上的批发店，包括：一角钱两颗的硬糖，五角钱一块的蛋糕，八角钱一袋的食盐，一元二角一包的香烟等。
莲子家是平房，由红砖砌成，门前铺着石阶，四周被高大乔木环绕，冬暖夏凉。村前村后的人，忙完地里的农活，聚集在她家的堂屋内，搓纸牌，打麻将。热热闹闹，欢娱声一片。我的父母也没少去玩。
一次，我带表妹去莲子家买东西。她要吃大杯果冻，我手头仅两角钱，买不起五角一杯的果冻。她不管不顾，在人家的地上打滚赖着不走。我想满足她，可是无能为力。没有人会给我钱，我也不愿意找人开口要。我静静地站在一边，等她自行止息哭声。过去了好久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我用两角钱买下四颗糖给她。
又一次，母亲做菜发现盐不够，吩咐我去莲子家买。那时，莲子刚动完手术，被家人接回来不久，因做过化疗，她的头发几乎掉光。我跨过门槛进入小屋，还未站稳，抬起头一看，她丈夫在床前给她上药。她的上衣全部被撩起。一个乳房又大又白，略有下垂；另一个已被摘掉，血肉模糊的大伤口，在面前肆意地晃动。我一阵眩晕，拔腿就往回跑。她丈夫突然喊住我，大声地问，四丫头买什么。我一惊，屏住呼吸，故作镇静，说：买盐。钱给了他，他把一包盐递过来，我接住，迅疾跑回家。可是，触目惊心的一幕，血和肉混在一起的场景，还在眼前剧烈闪动。心跳得很快，上下乱窜。滋味异常，难以消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去莲子家活动。父亲指派我买烟，我借机躲开。姐姐拉我去她家看牌，也是百般推辞。我的内心，抵抗着一团暗物质。我还不懂那具体是什么。
莲子的病情后来稳定，长出一头黑色密发。到了第二年，我差不多忘了那件事，不时去她家里玩。夏季里，她穿上略紧的衣衫，胸前有一处是空荡荡的。她若无其事，与几个妇人一起，打牌聊天，声音洪亮。
孙子出生后，莲子一家关闭小卖部，搬至外省的儿子家帮忙照顾。村子里，一个眼睛不好的老妇，取而代之经营起小卖部。为招揽生意，她顺便开起棋牌室，每天屋前屋后有两三桌麻将。
已是2010年后，我离开故乡，春节回去时，相熟的人对我说起新小卖部的事。有村民买三块钱的物品，递给老妇五块钱，她错把五块当五十块，找人四十七块。所幸村内民风淳朴，没有人无故占便宜。对方直接提醒她找错了钱，她笑着赔不是，并赠送人家一块糖。她勤恳、大方、直爽，生意做得有模有样，门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记得别人喊她“瞎子”，语气亲昵，并无偏见。她自知视力不好，习惯男女老少这么叫。四五年前，她犯病晕倒，卧床不起，不久撒手人寰。
我们那一寸土地，再没有人经营小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