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陈凯歌，大多数的人想到的，一定是《霸王别姬》和他后期那些毁誉参半，甚至引发无数吐槽的作品。

1993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陈凯歌，在尝试过《边走边唱》以后，似乎真的找到了可以同时容纳他的文学傲骨和时代需求的平衡点。

他执导的《霸王别姬》更是一洗《孩子王》的前耻，拿下了戛纳的最高奖项。

可兜兜转转几十年过去了，陈凯歌却坦言，他最喜欢的作品，却是那部被一群无知的人嘲笑为“金闹钟奖”的《孩子王》。

“这是我拍摄的影片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一部。”

陈凯歌，到底有多喜欢《孩子王》？

01、陈凯歌的最后一部纯艺术作品

陈凯歌出身电影世家，恢复高考的时候，本想考文字类的中文专业，经过一番周折，考上了北影的导演系。

走导演这条路，算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但却违背了他自己的本心。

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成立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在人才济济的地方，根本没有陈凯歌什么事。

事业遇冷之际，他开始了对《孩子王》的改编。

阿城的“三王”里，《孩子王》最简单，因为简单，有人告诉陈凯歌《孩子王》搞不成电影，也因为简单，有人跟他说可以搞成一部好电影；

陈凯歌对着小说，琢磨了许久，横看竖看，才看出点意思。

写剧本的时候，陈凯歌常常感觉故人入梦来，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知青的那些年。那种模糊了的美丽，让他坚信，自己和知青生活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当年，张艺谋所在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兴致勃勃带着自己改编好的《孩子王》剧本前去。

但最后拍了《黄土地》，接着，拍了《大阅兵》。

1986年，他终于得到了当时的“金鸡奖养鸡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支持，得以拍摄《孩子王》。

这过程中，先是选角的替换，从素人换为谢园，接着是拍了一个多月的片子废了，只能重新拍摄，然后是拍摄时期，被当地的一些人阻挠，差点跟人干架。

对于这部作品，陈凯歌是带着虔诚的姿态和对自己，对观众十分的诚意的。

从符号化的寓意上，“上水下牛”这个前后出现了3次的不存在于字典里的字；而这个字是老杆儿创造出来的，来源于他自己最直接真实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重点，突出在“真实”这个词上面。

被条条框框所束缚下的教育，早已经失去了最本真自然的学习姿态，这是陈凯歌借着老杆儿这个形象，想要表达的东西。

王福抄字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故事性的叙事上，电影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头，特殊的五分之一构图方法，还有对自然色彩的渲染上，突显的，是“自然”“平淡”二字。

时间，在日幕下，夜幕中，来来回回的切换，不变的是，暴烈的太阳、浓浓的晨雾, 夕阳的逆光和黑得发青的夜，都在无形中，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渺小而无能为力的困窘，让人情难自已。

还有无数抽象的，具象的镜头事物，都带着陈凯歌浓烈的情感诉求和对自然与生命的思考。

只不过，陈凯歌倾注了无数心血，亲自改编并执导的《孩子王》，并没有为他带来进一步的荣耀。

“金闹钟奖”的嘲弄，将他狠狠地拍在了现实的沙滩上。

这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纯艺术作品，整部片子，无一不在展现他对这部电影改编的诚意和艺术性。

《孩子王》以后，陈凯歌出国留学，再回来，便开始在商业化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孩子王》成了寄托他无限思考的最后一部艺术作品。

02、文艺青年的那点情结和电影自传式的复刻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电影界掀起的文化热，影响了无数电影人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润色，陈凯歌顺应了这种潮流，把自己想说的，都拍进了《孩子王》里。

都说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但陈凯歌的《孩子王》，更像是拍给知青们看的。

《孩子王》俨然成了知青们那些下乡岁月的“自传”。

而和陈凯歌自己经历过的不谋而合的是，《孩子王》的选景地，陈凯歌特地选在了自己下乡的云南。

老杆儿在那里，当了7年的知青，陈凯歌，当年也在那里，待了7年。

对于为什么是《孩子王》这样一个知青题材，陈凯歌没有说，但从他的《少年凯哥》里，却能看到，《孩子王》里的情节，更像是他人生的一种复刻。

他和阿城一起下乡当知青，阿城写了《孩子王》，陈凯歌导了《孩子王》，这像是他们两人，乃至无数知青的人生的记录。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里，陈凯歌一直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人生的跌宕，看似跟大多数同龄人相似，但这里面，却因为身边圈子的不同，让他显的遗世独立。

1965年，13岁的陈凯歌，考上了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中学，在那里呆了10个月，那像是天国一般的记忆，却在瞬间，变得狼狈而斑驳。

他不是书呆子，却过得“腹有诗书气自华”。

书生的气质，书生的傲骨，文艺青年的那点情结，在他从一个名校中学生，变成知青的时候开始被一点点崩坏。

被下放的时候，他带了整整的一箱书，不久后全部遗失，到达生产队的时候，本该拿笔杆子，拿书的双手，除了《毛泽东选集》，只拿到了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

从少年，到青年，他最好的时光，都落在了云南的那个边陲小乡里，也难怪他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潜意识里的东西，只缺一个契机，就会被促活。

1986年，陈凯歌带着电影的主创团队，来到了云南，到了他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当车子开到他当年所在的生产队的时候，陈凯歌心跳的很快。

“我发现,一些老人早已死去;当年和我们一同上山干活、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早已做了母亲,脸上也有了皱纹,渐渐老了;孩子和母亲长得很像,使我恍惚间觉得时光倒转了。”

“我突然觉得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知道,他们将留在这里,守着橡胶树。树死了,他们会种上新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一代接上。”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电影中老杆儿教同伴的那个“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的故事。

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

而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以陈凯歌和阿城为代表的那些知青下乡之后的狼狈与困惑。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还有许许多多的知青，也许更久，甚至是一辈子。

无比可悲的是，电影中的王福，作为一个孩子，本该是代表着未来的一种新希望。

可偏偏，王福能走的路，却是在初三毕业后，“子承父业”。

正如陈凯歌自己所写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一代接上，他和那些同伴们看似离开了，但意识里，却从未离开过。

陈凯歌喜欢《孩子王》，这是毋庸置疑的。

《孩子王》承载了他对艺术的所有追求，是他作为一个“文艺中老年”放不下的骨气。

虽说这部片子被忽略了太久，被误会了太多，但它的艺术性和价值，远比那些商业片，来的让人满足。

陈凯歌的前妻洪晃曾经说：“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心中有块领地，永远是矜持和高傲着的……”

《孩子王》，正是他心中的那块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