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墨水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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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工作日记,一个软面抄从一摞硬壳笔记本中映入眼帘。翻开扉页,一行熟悉的字迹脱颖而出:“时间:2009.11.10,地点:物电学院会议室,主持:郑勇,记录:张同刚”。墨迹已微微晕开,黑色墨水的颜色在岁月里沉淀成了深褐,像秋天的落叶,也像久泡的浓茶。

主持人郑勇时任淮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评估组成员有办公室主任李德友,党委宣传部部长韩同友。参加座谈会的有:李亚、李晓薇、郁华玲、华正和、周辉、于海春、刘淑静、陈菊、宋义等9位老师。

我的指尖在格子纸上轻轻摩挲。那种微微粗糙的触感,瞬间把我带回了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彼时,二级学院对党建与德育评估非常重视,你看我们这组是党委书记带队,对他们来说就是全面检查。

我闭上眼睛,那些墨迹仿佛活了过来,变成了声音,在午后的会议室里回荡。“学生就业工作做得很好。”这是郑书记的声音,沉稳有力。那时金融危机刚过,就业成了最沉重的话题。可物电学院的老师们硬是在寒冬里开出了花——7个专业,8个方向,上千名学生,他们一个一个地联系单位,一家一家地推荐。

“班主任工作很不容易。”这是华老师的声音,雄宏中带着疲惫。笔记里写着,他要“了解学生情况,很多方便”。我反复看这个词组,忽然明白了——不是“方便”,而是“方方面面”。墨迹洇了,当时写得快,把“方方面面”连笔成了“方便”。就是这个美丽的误会,让我看见了一个班主任真实的工作状态:从学习到生活,从心理到家庭,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

我仿佛看见那个深秋的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会议室。靠窗的位置坐着刘老师,她说:“有些学生在外实习,为了生活辛苦奔波。”说这话时,她的眉头是皱着的。那时的实习不像现在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学生要自己租房子,自己挤公交,自己面对社会的第一次碰撞。老师们能做的,就是在在探访时多慰问一下。

笔记翻到中间一页,出现了大量关于教学改革的反馈。“实验实训要加强。”“毕业设计课时要增加。”“课程体系要调整。”每一个短句后面,都有老师的心声。忽然出现了一句与格式完全不符的话:“学生有困难,心理困难,见人困难,老师付出很多。”“见人困难”——多么质朴的表达。不是“社交障碍”,不是“人际沟通困难”,就是最直接的“见人困难”。我几乎能看见说这话的老师脸上的神情,那不是专家的诊断,而是长辈的心疼。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不敢叫人时,那种又急又怜的心情。这才是那间会议室的真正温度。

笔记里还记录了郑书记的总结:“一起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这句话的背后,明显打上刚从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提拔为书记的烙印。

最触动我的,是本次记录最后一页角落里的一行小字:“会后再议:如何帮助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没有答案,只有问题。就像种子埋进了土里,我们看不见它如何生长,但知道它一定会发芽。

合上软面抄笔记本,窗外的阳光正好。现在的学生们用着智能手机,刷着短视频,面临着当年无法想象的机遇与压力,但有些东西没有变。依然有老师会为学生的就业奔波,依然有班主任要操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依然有座谈会要讨论“如何帮助困难的学生”。形式在变,工具在变,但那颗“一切为了学生”的心,像火炬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了下来。

我忽然明白,我整理的不仅是一份会议记录。我打捞的,是一段正在被淡忘的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基层学院的生动截面,是大学生成长时被怎样呵护的样本,更是一代教育工作者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创造无限可能的证明。

那些墨迹洇开的字句,那些被简写的词语,那些匆忙写下的文字,像是在诉说:“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生命对生命的温暖,是成年人为年轻人铺的路,是现在为未来种的树。”

我把笔记本放回书架,心里清楚,文字是有生命的,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心里。那间2009年秋天的会议室,那些为学生的“方方面面”操心的老师,那些在笔记中永恒的发言,其实是源于心底的对学生的爱,构成了教育最坚实、最温暖的地基。就写作者来说,得先把自己的墨水攒足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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