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随弘忍大师，学禅之后南下，到了广州的法性寺，这一天，老和尚在台上讲经，这时一股风吹了过来，幡被吹动了，然后两个小和尚起了争执，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这时慧能听见了，说了一句，把这两个小和尚给震住了，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慧能其实与两个小和尚的解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两个小和尚的解读，倒是有点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的，而慧能却是从心来解读的，其实我以为更加的偏重与艺术。慧能的问题主要是注重感觉的诉求，因为心动了，所以风与幡动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虽说觉得这两个小孩儿是很弱智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科学与艺术，其实一直是一个对立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为他们诉诸的工具不一样，一个是诉诸于理性而一个是诉诸于感性的，科学更重要的是诉诸于理性的，而艺术却是要诉诸于感性的。
对于尼采来说，他是希望调和这两者的，其实他看到了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是什么都诉诸于理性的话，将会使人变成一个傻子，使人失去人的本性。
中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这个人叫陈景润，也就是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人，他精通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比较傻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他当时在北京一个很远的地方买了一次东西，然后坐车回家，结果发现售货员当时算账的时候，少了他一毛钱，于是他又坐车过去，要了回来，而从他住的地方去那个买东西的地方是需要一毛钱的公交车钱的，当然这个帐谁都会算，但是他还是去了，而且售货员也把钱如数的找给了他，当时售货员给他把这个帐算了一遍，他眼睛瞪得大大地，说道：“你怎么可以这么算？”（这个故事，是我们大学老师朱思虎老师讲的，可不是我瞎掰，你不信去问他。）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是不能什么事儿都诉诸理性的，而在当时尼采所处的那个时代，恰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尼采发现在那种情况下的人，没有了自己的个性，而理性是在苏格拉底出现之后才大力提倡的，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尼采看到了科学的局限，比如苏格拉底，本来苏格拉底对人生哲学的探求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他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追求知识，而这个理性的诉求，就使得今后的哲学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这样评价当时的“科学至上”的思潮这样评价：“同样旺盛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的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
是啊，那样的一个时代，理性主义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尼采将苏格拉底看作是“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始祖，而“科学精神”，对于尼采来说，就是“苏格拉底身上显现的那种——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他说，“科学受了幻想的鼓舞，一往无前的奔赴她它的极限，于是酝酿在它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桂林与同学们谈起蛇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过这样一个事儿，我说土家族，如果在七月的时候，有蛇到了家里的话，你是不能打的，而是要用香、还有纸、酒等东西，祭祀一下老祖宗，这样它就会走，这就是送老祖宗，因为在土家族的人心中，七月的蛇到了家里就是老祖宗回来看他们了。当时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几个哥们儿异口同声的说了两个字：“迷信”。
这个是迷信吗？我以为不是，这个是风俗。迷信是固执的相信一件事情，比如吸烟对于身体有害，但是不一定会得肺癌，这个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迷信的关键不在于信，而是在于迷，这个迷，我觉得有点像佛家所说的“执”，因为“执”，所以才会“迷”，而因为“迷”所以就会不悟，所以就是“执迷不悟”。
其实迷信不一定就是不科学的，相反固执的相信科学本来就是一种迷信。科学的出现是有前提的，没有没有前提的科学，而这个前提却不一定是能够靠的住的，比如“因果关系”，这个休谟就认为靠不住，波普尔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在于证实，而是在于证伪，他的这个思维发生，是因为来自于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那就是1919年，天文学家，经过观测证明了他的一些“相对论”的观点，他当时在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表述了这个观点，那就是没有经过证伪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然后波普尔从这里为出发点建立了自己的哲学。
尼采，当时其实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所看到的是，科学摧残了人，使人失去了人所应该具有的本性，他认为科学借以掌握事物的手段是逻辑概念与推理，但是这样的逻辑概念与推理，是不可能达到“不可测的存在的深渊”的，因此对于人生的探索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切身的心灵的体验的，所以他在《偶像的黄昏》中说，“十七年来，我不知疲倦的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倾向。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严酷的奴隶状态，是较完满、较丰富、较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艺术，也就是他哲学中的酒神精神，他以为能够与“科学精神”相对立与相匹敌的只有“酒神精神”，也就是说与科学相对立的只有艺术，艺术才能够找回科学掠走的人的天性，使人真正的成为一个人，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奴隶，所以他主张生命本能应该与精神性连在一起，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本能愈加健全，那么他的精神追求也就愈加的高。关于这一点，在尼采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位叫朱侣云的学者，1920年在《超人与伟人》中对超人的定义，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他说：“超人只是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的长成和向上为中心的思想的。自己是自由的，是不受那一方面支配的，是不为那一件事那一种学说而生的。”这就是尼采的超人，他所说的超人，在我的理解中，不是拿破仑式的军事天才，也不是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是对于精神有着很高的追求的正常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就是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将人生打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自己的价值就在这个艺术品中体现了出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但是，尼采对于科学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是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对于尼采来说，他有时代错证感，但是他并不是想卢梭的自然主义那样，希望回到没有科学以前，这是他竭力所反对的，甚至我觉得对于梭罗在《瓦尔登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隐士的愿望也是反对的，他所做的事儿是要求人们正确的看待科学的价值，科学只是一种工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科学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我们不能无条件的去追求对物的支配，否则我们就成为了科学的仆人，反而丧失了自己。
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尼采说：“科学只看见知识的问题，受苦对于它的世界是一种无关的不可解的东西——至于多又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言，科学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可是如果没有一点虚假，诉诸于人生的话，那么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人生的最终归宿，大概没有人逃得过尘归尘土归土，如果将人生诉诸于理性的、枯燥的、乏爱的的科学去分析的话，那么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比如有人从经济学角度解读爱情，说，爱情就是长时间的卖淫，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吗？
尼采所希望的人生，是智慧代替科学，成为人生的最高的目的，科学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智慧的手段，它的存在必须服从于智慧，因为只有科学服从了智慧之后，科学的局限性（乏爱、枯燥等）才能得到弥补，因而这样的人生，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