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语书生归田记
2014年秋，鲁西南平原，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邓家营的玉米秆已晒成金黄，在渐凉的秋风中沙沙作响，那声音绵延起伏，像在低声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村西头那间不起眼的土坯房里，98岁的邓昆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那棵陪伴了他大半生的老槐树，干瘦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一本封皮磨得发白、边角卷起的旧词典。
词典的扉页上，用八种不同笔迹的语言写着同一个词——“信仰”：英语的Faith，法语的Foi，德语的Glaube，俄语的Вера，日语的信仰，西班牙语的Fe，阿拉伯语的إيمان，还有希伯来语的אמונה。每一笔每一划，都记录着那个早已远去却又从未消失的时代。
霜降那天，邓家营的老人们聚在村口那棵已三百余岁的老槐树下，目送着一口薄棺被抬上灵车。他们互相搀扶着，眼角噙着泪，低声絮叨着邓大爷的好。在这些朴实的村民记忆中，邓昆是个会写一手好字、认得几个洋文、总是不厌其烦帮人读信写信的老农民，是那个冬天会挨家挨户送自酿地瓜酒、夏夜会在槐树下摇着蒲扇给大家讲古的敦厚长者。他们敬他、爱他，却无人真正知晓，这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人，曾是上海滩十里洋场上风云一时的翻译奇才，是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的无名英雄。
第一章 上海滩的翻译奇才
1936年初春，上海租界，霓虹闪烁，车水马龙。洋泾浜英语混杂着法语、德语、俄语，在南京路、霞飞路流淌。在英租界巡捕房那栋三层红砖办公楼里，20岁的邓昆穿着熨帖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正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巡捕房新上任的英国督察亨利·道森交谈。
“邓，你的英语几乎听不出外国口音。”道森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翻译。
邓昆微微一笑，得体地欠身：“督察过奖。我在圣约翰大学旁听了两年，老师大多是英国侨民。”随即，他用标准牛津腔补充道，“而且，语言学习需要的不只是天赋，更是对文化背景的理解。”
道森更加惊讶了：“你还在法国领事馆工作过？我听说法语也很棒。”
“略懂一二。”邓昆谦虚地回答，随即用流利的法语说道，“语言是桥梁，能让我们彼此理解，消除误解。”
这时，门外一阵喧哗，几个法租界的警察押着一个情绪激动的俄国人进来，双方语言不通，场面混乱。邓昆快步上前，先用流利的俄语安抚了那个俄国人，了解到他是因为护照问题被误抓，随即向法国警察用清晰的法语说明了情况。不到十分钟，一场可能升级为外交事件的风波被平息了。
“上帝啊，你还会俄语？”道森瞪大了眼睛。
邓昆只是谦逊地笑了笑：“在租界讨生活，多学几门语言总是好的。”
没人知道，这个从山东乡下来的年轻人，凭着近乎过目不忘的天赋和异于常人的毅力，硬是啃下了八门外语。白天，他在巡捕房做翻译，晚上则泡在图书馆，借阅各种外文书籍，从莎士比亚到雨果，从歌德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中感受语言的魅力与文化的差异。夜深人静时，他还会到外滩，与不同国籍的水手、商人交谈，学习地道的口语和俚语。
短短两年，邓昆就成了巡捕房最抢手的翻译，英美法德日等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有重要外事活动，都会点名请他。他穿着体面的西装，出入各种高级场所，与洋人谈笑风生，与富商推杯换盏，但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不卑不亢，不谄媚不傲慢，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
洋人们敬重他的才华，富商们觊觎他的人脉，舞会上总有穿着时髦的小姐试图接近这位英俊能干的翻译官。然而邓昆总是礼貌而克制，从不陷入任何暧昧关系。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他的西装内袋里，始终揣着一枚小小的、不起眼的红色徽章，徽章背面刻着一行小字：“为光明而战”。
那是1936年秋天，邓昆在法租界一家小书店里，偶然读到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被书中描述的理想深深吸引，开始偷偷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不久后，通过书店老板的引荐，他接触到了地下党组织。经过长达半年的考察，1937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闸北一间不起眼的阁楼里，邓昆面对着一面手绘的党旗，庄严宣誓。
“从今天起，你的代号是‘书生’。”联络人，一位化名“李先生”的中年男子握着他的手，“你的语言才能和对租界情况的熟悉，将是革命事业宝贵的财富。但你必须明白，这条路充满危险，一旦暴露，性命难保。”
邓昆目光坚定：“我来自山东农村，见过太多苦难。如果我的能力能为这个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什么，纵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从那一天起，邓昆的翻译生涯，就与隐秘的革命事业紧紧绑在了一起。他用翻译的身份作掩护，穿梭于租界的各个角落，收集情报，传递信息，掩护同志。他惊人的语言天赋和对各国文化的了解，让他能轻易获取洋人的信任，甚至能模仿不同国家的口音和思维方式，在复杂的局势中周旋自如。
第二章 雨夜惊魂
1938年深秋，淞沪会战已持续一年多，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黄浦江畔，雨夜如漆，浪涛拍打着码头，溅起的水花混着雨水，打湿了邓昆的西装下摆。他刚从一场德国商行的晚宴上脱身，就被紧急召到英租界巡捕房。
办公室里，英巡捕房的总督察罗伯逊面色阴沉，将一份名单重重拍在邓昆面前，用生硬的中文说：“邓，这些人都是地下党，我们掌握了可靠情报。明天一早，你带一队人，按名单抓人。”
邓昆拿起名单，十二个名字映入眼帘。他的心脏骤然一紧，但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反而露出职业化的微笑。名单上有两个人，他再熟悉不过——一个是常在弄堂里免费教穷苦孩子读书的“李先生”，一个是曾在他西装被划破时默默帮他缝补好的“陈大姐”。他们正是他在组织内的重要联络人。
邓昆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拿起名单，故意皱起眉头，用流利的英语回道：“督察先生，我理解您的急切，但根据租界的法律和惯例，我们抓捕前需要确凿证据。这些人中，有几个是租界内有头有脸的商人，贸然行动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见罗伯逊面露犹豫，邓昆紧接着用德语补充道：“而且，德国领事馆上周刚刚提醒，要我们谨慎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案件，避免给日本人干涉的借口。”随后，他又故意用俄语夹杂着法语，分析起名单上每个人可能的活动轨迹、社会关系，将水越搅越浑。
罗伯逊被各种语言和复杂的分析弄得晕头转向，最终烦躁地挥挥手：“好了好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邓昆心中一松，但表情更加严肃：“给我一天时间，我以翻译官的身份去核实这些人的背景和动向。如果情报属实，我们不仅能抓到人，还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上级。如果情报有误，也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罗伯逊盯着邓昆看了几秒，最终点了点头：“好，就给你一天。明晚这个时候，我要看到详细的报告。”
“明白，督察先生。”邓昆恭敬地欠身，将名单小心折好放进口袋，转身离开。
走出巡捕房大楼，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邓昆才感觉到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他看了看怀表——晚上十点一刻。距离天亮只有不到八个小时，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通知到所有人。
那一夜，邓昆的脚步踏遍了租界的大街小巷。他先是回到自己位于法租界的公寓，换上深色便装，从床底暗格里取出应急的暗号和联络工具。然后，他像一道影子，融入夜色。
在霞飞路一家即将打烊的茶馆，他借着喝茶的名义，用日语在屏风内侧画下一个特殊的符号；在南京路口的报摊，他买了一份晚报，用法语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警示，将报纸“不小心”遗留在指定位置；在外滩码头，他伪装成检查货物的商人，用阿拉伯语在第三号仓库的麻袋上画上紧急撤离的标记。
凌晨两点，雨越下越大。邓昆来到与李先生约定的紧急联络点——一座废弃教堂的后门。他按照约定节奏敲了五下门，两短三长。门开了条缝，李先生警惕的脸露了出来。
“书生？你怎么来了？”李先生压低声音。
邓昆闪身进门，来不及解释，直接将名单递过去：“巡捕房要抓人，明天一早行动。名单上有十二个人，包括你和陈大姐。必须马上撤离！”
李先生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接过名单，借着打火机的微光看了一眼，手开始发抖：“这...这是我们的核心成员名单！怎么会泄露？”
“现在不是追查的时候！”邓昆急道，“我已经在其他联络点留下暗号，但你和陈大姐的地址不在常规联络点，我必须亲自来通知。天一亮就来不及了！”
李先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撤离点已经不安全了。原计划是转移到苏州，但这条路可能被监视了。”
邓昆迅速思考：“走水路！我知道一艘德国货轮，明早六点开往香港。船长欠我一个人情，可以安排几个人上船。你们分散走，凌晨四点在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集合，我会在那里等你们。”
“可其他人...”
“我来安排！”邓昆斩钉截铁，“你带着陈大姐和名单上前三位同志，先上德国货轮。其他人，我另想办法。快走！”
送走李先生，邓昆继续在雨夜中穿行。他又联系了另外两个紧急联络人，安排了不同的撤离路线——一对扮作夫妻的同志混入难民队伍，走陆路前往杭州；另一组则通过青帮的关系，躲进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底舱。
凌晨四点，雨势渐小。邓昆来到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李老师和陈大姐等四人已经等在那里，个个面色凝重。邓昆从怀中掏出四张伪造的通行证和一小袋银元：“这是通行证和路上的盘缠。上船后不要互相交谈，装作互不认识。到香港后，会有人接应你们。”
陈大姐，这位平日里温婉沉静的中年妇女，此时眼含热泪，紧紧握住邓昆的手：“书生同志，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
邓昆摇摇头，露出一丝微笑：“不，我现在回去，还能继续潜伏。巡捕房还需要我这个翻译。而且，我答应罗伯逊明晚交报告，如果我也消失，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
“可是太危险了！”李先生也劝道。
“革命哪有不危险的。”邓昆拍拍两人的肩膀，“快走吧，船不等人。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活下去，继续战斗！”
目送四人悄悄登上那艘德国货轮，看着货轮缓缓驶离码头，消失在晨雾和细雨中，邓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刻已是凌晨五点半，东方泛起了鱼肚白。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巡捕房，开始伪造那份“核实报告”。他用英文、法文、德文混合撰写，引用了大量租界法律条文和国际法案例，故意写得冗长复杂，结论是“名单上的人大多身份可疑但证据不足，建议继续监视而非立即抓捕”。
早上八点，罗伯逊看到这份长达二十页的报告时，皱着眉头翻了翻，骂了一句“无用的情报”，便随手扔在一边，再也没有提起抓捕的事。
邓昆走出巡捕房大楼，晨光刺破雨后的云层，洒在外滩的建筑上。他站在黄浦江畔，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突然感到一阵虚脱。这一夜，他像走在刀尖上，每一秒都可能暴露，每一步都可能踏空。但他做到了，十二位同志全部安全转移。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街角闪过——日本宪兵队的副队长小野。小野盯着邓昆看了几秒，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然后转身离去。
邓昆心中一凛。这个小野，曾多次在社交场合试探他的政治立场，显然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从这一刻起，邓昆知道，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但他没有退缩，反而更加谨慎地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继续为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同志转移。
第三章 商行风云
抗战胜利后，上海租界收回，邓昆也离开了巡捕房。组织考虑到他可能已经暴露，建议他转移到解放区，但邓昆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我在租界工作了近十年，积累了广泛的人脉，熟悉商业运作。如果我开一家商行，既能以此为掩护继续工作，也能为组织筹集经费。”邓昆对联络人说。
经过慎重研究，组织同意了他的计划。1946年春，邓昆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在巡捕房工作时积攒的人脉，在南京路开了一家名为“昆泰”的布匹商行。他精明、干练，又精通多国语言，很快就与英国、美国的纺织厂建立了直接联系，拿到了紧俏货源的代理权。
“昆泰”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布匹贸易，扩展到进出口、货运代理等多个领域。不到两年，邓昆就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富商。他住进了法租界的小洋楼，出入有汽车，穿着定制西装，俨然一副成功商人的派头。
但只有最亲近的人知道，这位邓老板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赌博，除了必要的应酬，几乎从不参加社交活动。他住的洋楼里，陈设简单得近乎寒酸，书房里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他赚来的钱，大部分都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捐给了革命组织。
曾有好心的朋友劝他：“邓老板，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得多为自己打算，攒点家底啊！”
邓昆总是微笑着摇摇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等国家太平了，我还要回山东老家种地呢。”
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总会飘向远方，仿佛看到了鲁西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
在商行老板的身份掩护下，邓昆继续为地下工作提供支持。他的商行成了秘密联络点，他的货船经常运送“特殊货物”，他的银行账户为组织转移资金。他利用与外国商人的关系，获取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报和军事动向；他以采购货物为名，为解放区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紧缺物资。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前夕，邓昆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将一批地下党的重要干部从上海转移至苏北解放区。这批干部中，有几位已经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名单上，陆路和水路都被严密封锁。
邓昆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他通过关系，联系到了一艘即将开往天津的英国货轮“海神号”。船长詹姆斯是个见钱眼开的英国人，邓昆以三倍运费的价格，包下了货轮底舱的整个货仓。
“邓，你要运什么货这么神秘？还要我亲自签收？”詹姆斯狐疑地问。
邓昆微笑着递上一根雪茄：“一批珍贵的古董，要运到北方。现在兵荒马乱的，陆路不安全，只能走水路。这些东西见不得光，所以...”他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又递上一个厚厚的信封。
詹姆斯捏了捏信封的厚度，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懂，我懂。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些老玩意儿。放心，我的船绝对安全！”
开船前夜，月黑风高。十二名化装成码头工人的地下党干部，混在搬运工中，悄悄登上了“海神号”，躲进底舱的货箱里。邓昆亲自在码头监督“装货”，与詹姆斯谈笑风生，将一箱箱贴着“易碎品”标签的木箱搬上船。
凌晨四点，货轮即将起航。邓昆站在码头上，看着“海神号”缓缓驶离，心中默默祈祷。突然，一队国民党宪兵冲上码头，为首的军官大声喝道：“停船检查！有情报说船上有共党分子！”
邓昆心中一紧，但表面不动声色。他快步上前，挡在军官面前，用流利的英语对船上的詹姆斯喊道：“詹姆斯船长，这些国军弟兄说要检查您的船！我说了这是英国商船，有外交豁免权，他们不信！”
詹姆斯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他站在甲板上，用生硬的中文吼道：“这是大英帝国的商船！谁敢检查？叫你们司令来跟我说话！”
邓昆转身对军官说：“长官，这位詹姆斯船长脾气不好，要是闹到英国领事馆去，恐怕不好收场。而且...”他压低声音，“这船上运的是汇丰银行的重要物品，要是耽误了，恐怕...”
军官犹豫了。这时，一个特务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军官脸色变了变，最终挥了挥手：“撤！”
看着宪兵队离开码头，邓昆才松了一口气，后背已被冷汗浸湿。他望着“海神号”消失在黄浦江的晨雾中，知道这批同志安全了。
1949年5月，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国民党军队开始疯狂撤退，同时大肆破坏城市设施，搜捕进步人士。邓昆接到组织通知，要求他立即转移。但他拒绝了。
“我的商行里，还有一批重要的物资和文件需要处理。而且，这个时候突然消失，反而会引起怀疑。”他对联络人说，“放心，我有办法。”
5月24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残部仍在负隅顽抗，城中枪声不断。邓昆将商行的所有账本、文件收拾好，又将最后一批资金转移出去，然后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消息传来时，整个城市沸腾了。邓昆走出商行，站在南京路上，看着红旗招展，听着锣鼓喧天，泪水模糊了双眼。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多少同志牺牲，多少百姓受苦，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一个月后，邓昆将“昆泰商行”的所有资产清点完毕，连同一份详细的清单，交给了新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工作人员看着清单上巨额的数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邓先生，这些都是您个人名下的财产，您确定全部捐给国家？”
邓昆点点头，微笑道：“没有新中国，这些钱财又有什么意义？我年纪大了，想回老家种地，过几天清静日子。”
工作人员肃然起敬，郑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离开上海那天，邓昆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藤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几本书，还有那本陪伴了他多年的多语词典。他穿着最普通的粗布长衫，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就像无数普通的旅人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火车缓缓驶离上海站，邓昆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城市，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这座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记录着他的青春、他的奋斗、他的危险与荣光。如今，他要离开了，回到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第四章 归田隐居
当邓昆穿着粗布衣衫，背着简单行囊出现在邓家营村口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这个二十年前离开家乡，据说在上海发了大财的“邓家小子”，怎么就这么突然回来了？还穿得这么寒酸？
邓昆的归来，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有人说他在上海做生意赔光了本钱，不得不回来；有人说他在外面惹了祸，跑回来躲灾；甚至有人说，他其实在上海有老婆孩子，是被赶出来的。
对这些流言蜚语，邓昆从不解释。他只是向村里要了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在村西头盖了一间土坯房，从此过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
起初，村里人对他这个“城里回来的洋学生”种地不抱希望。可没想到，邓昆干起农活来，一点不比老把式差。春耕时，他挽起裤腿，赤脚下田，犁地、耙地，动作熟练得让人惊讶；夏耘时，他顶着烈日，在玉米田间锄草，汗水湿透了粗布褂子；秋收时，他挥舞镰刀，割麦子、掰玉米，手上很快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结痂，最后变成厚厚的老茧。
“邓大哥，你这手，以前是拿笔杆子的吧？”邻居老赵看着邓昆满手的血泡，心疼地问。
邓昆笑笑，用带着长沟口音的山东话说：“俺本来就是庄户人出身，小时候也下地干过活。这二十年在外面，手艺是生疏了，练练就回来了。”
他不仅干活卖力，待人还特别和气。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一定到场帮忙；谁家孩子上学缺钱，他偷偷塞过去几块钱；村里老人有个头疼脑热，他会从上海带回来的小药箱里找出合适的药。渐渐地，村里人不再议论他的过去，开始真心接纳这个“邓大爷”。
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个邓大爷不简单。村里有孩子考上县里的中学，要填表格，家长来找邓昆，他提起笔，刷刷几下就写好了，那字工整漂亮得像印出来的；谁家要写信给远方的亲戚，他不但能写，还能用不同的方言口吻，模仿得惟妙惟肖。
1952年，村里办扫盲班，找不到老师。村干部愁得不行，邓昆主动找上门：“要是信得过俺，俺来教。”
村干部将信将疑，但实在找不到人，只好让他试试。没想到，邓昆教得特别好。他不光教认字，还编了顺口溜，把生字串成歌谣，孩子们学得又快又牢。他还用树枝在地上画地图，给村民们讲中国有多大，有哪些省份，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小小的扫盲班，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最神奇的是1955年秋天，县里来了个苏联农业考察团，县里临时找不到俄语翻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人想起邓昆会“洋文”，赶紧把他请来。邓昆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褂子就去了。
在座谈会上，苏联专家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县里的翻译卡了壳，急得满头大汗。邓昆不慌不忙，上前用流利的俄语和专家交流起来。他不仅准确翻译，还能用专业术语介绍当地的水土、气候、作物特点，甚至能就一些农业技术问题和专家深入讨论。
苏联专家惊讶地问：“同志，你在苏联学习过？”
邓昆笑着摇头：“没有，我只是以前在上海工作时，跟白俄罗斯同事学过一些。”
那一次，考察进行得非常顺利，县里领导对邓昆刮目相看，想调他到县里工作。邓昆却婉言谢绝了：“俺年纪大了，在村里种种地，教教孩子，挺好。”
回到村里，人们围着邓昆问东问西：“邓大爷，你咋会苏联话？”“你在上海到底是干啥的？”
邓昆只是摆摆手，笑眯眯地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
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邓昆在邓家营扎下了根。他承包了村里的果园，引进了新品种，带着村民们科学种植，邓家营的苹果、梨子成了县里的名牌。他在自家院子里种满了花，春天桃花、杏花，夏天荷花、茉莉，秋天菊花、桂花，一年四季，小院里总是飘着花香。
夏夜，他会在老槐树下摆上小桌，泡一壶茶，摇着蒲扇，给村里的孩子们讲故事。他讲上海滩的繁华，讲黄浦江的轮船，讲租界里的各色人等，但他从不讲自己，不讲那些惊心动魄的雨夜，不讲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在孩子们心中，邓大爷的故事里有大千世界，有江河湖海，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到了这个小村庄。有人贴出大字报，说邓昆是“上海来的特务”、“资本家的走狗”。红卫兵闯进他家，翻箱倒柜，搜出了那本多语词典，如获至宝。
“看！这就是证据！普通农民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还用外国字写写画画，肯定是密码本！”一个年轻的红卫兵挥舞着词典，激动地说。
邓昆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老村长闻讯赶来，一把夺过词典，翻开扉页，指着那行“信仰”说：“啥密码本？这是毛主席说的‘革命信仰’！邓大哥是革命群众，是贫下中农！”
村里人也纷纷站出来为邓昆说话：“邓大爷是好人！”“他教我们识字，帮我们种果树！”“那年发大水，是他拿出积蓄帮村里修堤坝！”
在村民的保护下，邓昆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只是那本词典被收走了，说是要“上交审查”。几天后，老村长悄悄把词典还了回来，扉页上多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经过审查，未发现问题。”
邓昆接过词典，轻轻抚摸着扉页，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但最终只是对老村长说了声“谢谢”。
文革结束后，县里落实政策，派人来找邓昆，说要为他“平反”，还要给他安排工作，补发工资。邓昆却摆摆手：“俺就是个农民，在村里挺好，哪儿也不去。”
来人没办法，留下一笔“补偿款”。邓昆转手就把钱捐给了村里的小学，翻修了教室，添置了桌椅。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新世纪。邓昆已是耄耋之年，背驼了，眼花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但他依然每天早起，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拳，然后侍弄花草，读读书。那本旧词典，被他用布包着，放在床头，时不时拿出来翻翻。
有年轻人好奇，问他：“邓爷爷，您会那么多外国话，现在还记得吗？”
邓昆眯着眼，想了很久，然后用英语慢慢地说：“Some things, once learned, are never forgotten.”（有些东西，一旦学会，就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又用俄语、法语、日语各说了一遍，最后用山东话说：“就像种地，学会了，就忘不了。”
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这才知道村里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胸中藏着怎样的锦绣。
第五章 叶落归根
2014年秋天，98岁的邓昆身体每况愈下。他不再出门，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老槐树。那棵树是他回村那年亲手栽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要两个人才能合抱。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霜降前一天，邓昆把老村长请到家里，从床头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那本旧词典，还有一些发黄的纸片。
“老兄弟，这些东西，等我走了，你帮我交给国家。”邓昆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老村长眼眶红了：“邓大哥，你说啥呢，你还能活好久...”
邓昆摇摇头，笑了：“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他摩挲着词典的封皮，“这本词典，陪我大半辈子，记录了我最好的年华。里面的东西，或许对国家还有点用。”
他又指着那些纸片：“这些，是我当年一些朋友的名单，有些人可能不在了，但国家应该记得他们。”
老村长郑重地接过布包：“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霜降那天清晨，邓昆安静地走了。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就像睡着了一样。窗外的老槐树，叶子在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送行。
村民们为他举办了简单的葬礼。整理遗物时，老村长打开了那个布包，在词典的最后一页，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用娟秀的小楷写着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行小字：“1938年雨夜，安全转移。”纸条的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书生，代号‘八语’，潜伏于英租界巡捕房，功勋卓著，从未暴露。”
老村长捧着纸条，手在颤抖。他终于明白，这个和他们一起种地、一起喝酒、一起在田间地头啃窝头的老人，曾经是怎样的人物。
灵车驶离邓家营时，全村人都来送行。老槐树下，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喃喃自语：“邓大哥，走好。”孩子们不懂生死，只是觉得那个会讲故事、会变魔术（其实是用外语说绕口令）的邓爷爷再也不回来了，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一个月后，省里来了几个人，说是党史研究办公室的。他们在邓昆的土坯房里待了一整天，翻阅了那本词典和那些纸片，还采访了村里的老人。离开时，领头的同志握着老村长的手说：“邓昆同志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无名英雄。他的事迹，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老村长问：“那邓大哥的坟前，能立块碑吗？写上他的事迹，让后人知道。”
那位同志想了想，摇摇头：“按照邓昆同志生前的意愿和他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暂时还不能公开他的详细事迹。但请放心，历史会记住他，共和国会记住他。”
老村长似懂非懂，但点了点头。
第二年春天，邓昆的坟前，多了一块简单的青石板，上面只刻着：“邓昆，1916-2014，邓家营农民。”但在青石板的背面，不知是谁，用娟秀的字迹刻了一行小字：“书生归田，功德在心；八语成尘，信仰长存。”
如今，邓家营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到秋天，金黄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那个关于翻译家、革命者和农民的故事。村里的老人还会在槐树下，给孙子们讲邓大爷的故事，讲那个会说八国语言却选择回乡种地的奇人。
而邓昆，这个将半生献给隐秘战线，又将半生还给土地的“八语书生”，最终将自己的一生，深深地种进了故乡的土壤里，长成了一株默默无闻却根深叶茂的庄稼。在历史的长卷中，他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但在邓家营这片土地上，他活成了传奇，活成了丰碑，活在每一个听过他故事的人心中。
他的信仰，从未因时间流逝而褪色；他的选择，从未因时代变迁而后悔。从十里洋场的霓虹闪烁，到鲁西南平原的麦浪金黄，他走完了一个传奇，也活出了一个普通人最不普通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