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发
1913年3月20日夜，10点30分，一行人乘马车抵达沪宁火车站。在休息室休息一会后便往检票口走去。
此时，在这群人身后闪出一名身材矮小的黑衣男子，掏出手枪，开了一枪。
中弹者先在旁边的铁椅上靠了下，然后振作精神奔向检票口，呼喊：“我中枪了！”刺客见第一枪已经命中，即刻逃窜，中途遇人，又趴在地上开了两枪后跃起逃逸。
中弹者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当时正要乘火车北上。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此前已在国会选举中大胜，独得参众两院870席中的392席。虽然没达到半数，但主要对手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总和也不过223席。
据说曾有阴阳家测宋有30年太平宰辅之命，此时的他似乎有极大机会以多数党党魁身份组阁，实现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的梦想。
然而枪响，梦碎。
两天后，这位原本前途无限的政治家，在沪宁铁路医院辞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以及宋的秘书刘白等人送了他最后一程。
刺宋案发生之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下令“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国民党则一面自行侦查，一面请沪上的各个警区、捕房提供帮助。
诡异的是，两三天后案子竟破了。犯下如此大案，两名嫌犯竟都没有离开上海。实属蹊跷。
二、凶手
21日（宋教仁遇刺次日），宝善路六野旅馆有人向国民党报告，有个房客很可疑。此人叫武士英，身材矮小、面目凶恶，生活窘迫。宋教仁遇刺那天，有个姓冯的带着三四个人来找他。之后武面露喜色，向隔壁房客借了3角钱车资外出。晚上8点他穿着新衣回来，用1元钱还了3角钱的借款。隔壁房客说：哪用这么多！武手里捏着几十块钱，得意地说，事成后还有一千。说完就出门去了。当晚他没回旅馆，第二天一早来店结清房钱就搬走了。
同日，有两人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刺宋是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主使。之后，又有两人（其中一人之前来过）第二次报案，说古董商王阿法也知道此事。23日晚上，又有第三次报案。巡捕房于是先找到王阿法询问，而后采取了行动。午夜，将正在迎春坊喝酒的应夔丞被捕。
应夔丞这个人，身份复杂。他1864年出生于宁波，一名秉钧，后改桂馨。他父亲是个石匠，投靠官府炒卖地皮发家。应夔丞年轻时中过秀才，后在上海学过英语，爱挥霍，好结交，江湖人脉广布，是青帮中“大”字辈的大佬，与同是“大”字辈的范高头交好，因为牵连进自立军起义和经营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后成功破墙越狱。1906年，范高头被清政府处死，应逃离上海，并改名应夔丞。此后，他捐过官，做过古董生意，办过新式学堂。
辛亥革命时，应夔丞动用财力、会党关系为同盟会打探情报。上海光复后，他在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当上了谍报科科长。后来都督陈其美派他护送孙中山去南京，担任孙的卫队长和庶务长，后又被调到黄兴手下。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他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联合青帮、洪帮、哥老会的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担任会长；之后又被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另一人犯武士英的落网则更出人意料。
应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应家搜查证据，发现一可疑人物，经车站目击者和旅馆房客指认，确定是武士英无疑。之后在应家又发现一柄已经射出3发子弹的手枪，子弹的规格与刺杀宋教仁的是同一种。
武士英被捕后痛快供认，他是山西人，在云南当过管带（营长）。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馆认识了一个姓陈的。19日，陈约他加入共进会，派他杀一个“无政府党”。他答应了。第二天吃过晚饭，陈给他一支手枪，一行4人乘车去火车站，一人在外面望风，另3人买了月台票进站。陈指给他看谁是宋教仁，宋从休息室出来不久他就开了枪。行刺之后逃到应夔丞家，陈已经先到了，他就把手枪交还给陈。他还见到了应夔丞，应称赞他做得很好。但当初承诺的1000元钱报酬他只拿到30元。
应、武二人被捕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进行了预审。出人意料的是，4月4日的第二次预审中，武士英当庭翻供说他不认识应夔丞，刺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因为宋教仁想做总理、想推翻中央政府，是四万万同胞的罪人。
自称卖字画为生的王阿法作证，此前经由朋友吴乃文介绍，他去过应夔丞家卖画。应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能否谋害上面的人，事成之后酬谢一千大洋。他不敢答应，去找做保镖的朋友国民党员邓文斌，邓答应后又反悔。两人的谈话被邓的雇主张秀泉听到，报告了国民党，随后邓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报案。
然而应夔丞始终不承认与刺宋案有关。他说他的确见过王阿法，不过当时王是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来求职的。至于买凶“我就发疯亦不能（对他）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他说他也不认识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为武自称杀了宋教仁，他想稳住武，找机会处置，并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杀党，或是反对党，或是党内反对宋的人。
（参考书目：徐血儿等编《宋渔父》，张耀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陈旭麓编《宋教仁集》，吴相湘著《宋教仁传》，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张国淦著《中华民国内阁篇》，唐德刚著《袁氏当国》）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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