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八年级教材《周亚夫军细柳》一文,主要写的是在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犒劳三军,在细柳感受到了周亚夫治军严整、军纪严明、刚正不阿、恪尽职守的“真将军”风范,文帝对他赞赏有加之事。这篇课文我还是在求学时代接触过,担任教师后并没有面对学生教学过。本文选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该书,我没有认真读完。但凭着一贯的溯源理念,便感觉课文非常值得一“溯”。
(一)关于司马迁受李陵事件牵连而受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长孙,善骑射,爱士卒,颇得美名。天汉二年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战于浚稽山,最后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匈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试图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虽然与李陵平素没有更多交往,但根据自己的日常观察,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具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司马迁于是对汉武帝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大意是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他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在杜周严刑审讯下,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由于汉武帝误听信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讹传,而夷其三族,母弟妻子皆被诛杀,致使李陵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
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宫刑又称腐刑,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另一种说法是,宫刑的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
(二)司马迁受刑后身心遭受的巨大痛苦
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自然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在《报任安书》一文中,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说自己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由此看出,司马迁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将相伴一生,为此他深感耻辱。
《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一心完成此著。这篇文章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赋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司马迁与汉武帝、任安
汉武帝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根本怀疑后,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即《报任安书》,信中他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此文对于深入了解司马迁受刑后内心的痛苦与挣扎非常有帮助。
(四)西汉将领周亚夫在文帝、景帝统治的不同境遇
周亚夫是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西汉名将,杰出的军事家,纵观其一生,干了两件辉煌的大事:一是驻军细柳,严于治军,为保卫国都长安免遭匈奴铁骑的践踏而做出了贡献。二是指挥平定七国之乱,粉碎了诸侯王企图分裂和割据的阴谋,维护了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由此可见,周亚夫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亚夫对待汉文帝远不如刘礼和徐厉两位将领恭敬,汉文帝却从“周亚夫军细柳”一事中看出周亚夫善于治军,是一位难得的良将。后来,周亚夫为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事实验证了汉文帝识别人的卓越眼光。汉文帝与周亚夫堪称一代君臣。名臣之所以为名臣,乃是恰巧遇上了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明君。但可悲之处在于,明君少有而昏君常有,于是,历史上佞臣、奸臣数不胜数。
作为文景之治的继承者,景帝不如文帝,这从周亚夫在两朝皇帝所遭受的不同境遇可以感受分明。汉文帝临终之前曾有遗言:“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临死之前,他拉着太子的手,叮嘱道:“一旦情况紧急,可任命周亚夫为大将。”
汉景帝起初遵从父命,因此周亚夫官至丞相。但是当几件事的发生,汉景帝征求周亚夫意见时,周亚夫都非常耿直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却又都与景帝的心意相左,汉景帝对他早已心生不满。周亚夫于无奈之下托病辞职,景帝批准了他的要求。但对周亚夫的直言不讳心存芥蒂的汉景帝,后来还是又把他召进宫中设宴招待,想试探他脾气是否已改,这就是景帝“召周亚夫赐食”,所“赐”之大块肥肉未曾切开且无筷子,于是周亚夫怏怏不快而去。当景帝目送周亚夫的背影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时,实已萌生杀心。
后来有人检举其子“盗买县官器”(这是专给皇室製造的可用于殉葬的铠甲盾牌)周亚夫受到牵连,景帝交司法官审理此案。司法官审案时,周亚夫拒不作答。景帝得知大怒,说我不要你的证词,也可以杀你,并将他交与廷尉审判。廷尉问:“君侯欲反何?”周亚夫答:“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意思是,即使你活着不反,死了也要反的。此后刑讯逼供变本加厉。周亚夫受此屈辱,无法忍受,在起初差官召他入朝时就要自杀,被夫人阻拦,这次又受羞辱,更是难以忍受。受不了如此大辱的他,“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景帝既曾说他用不着什么证词,也可杀掉周亚夫,因此,即使没有人检举其子“盗买县官器”,周亚夫也难免一死。
汉文帝与周亚夫堪称一代君臣。名臣之所以为名臣,乃是恰巧遇上了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明君。可悲的是,像汉文帝那样的“明君”少有而像汉景帝那样的“昏君”常有,于是,历史上像周亚夫那样的“刚正耿直之士”,通常多有劫难。
(五)关于《史记》及《绛侯周勃世家》
《绛侯周勃世家》出自《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本篇是汉初名将周勃和周亚夫父子二人的合传。周勃父子都是汉朝初期的有功之臣。周勃是诛吕安刘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汉军统帅,父子二人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有功于汉室,但他们都只做了两三年的丞相就被免职了,父子二人晚年都因被诬告谋反而被捕入狱。周亚夫更是入狱后五日不食,绝食呕血而死,周亚夫之死显然是对汉朝统治者迫害功臣的无声抗议,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篇专写功臣受辱的传记。
将《绛侯周勃世家》中完整的“周亚夫传”的部分看完,对他的性格特性和为人处世的作风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文末有司马迁的一段评价: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大意是:
太史公说:绛侯周勃原来做平民的时候,是个粗陋朴实的人,才能不过平庸之辈。等到随从高祖平定天下,就身居将相之位,吕氏家族想谋反作乱,周勃挽救国家危难,使朝廷恢复正常。即使伊尹、周公这样的贤人,怎超过他呢!周亚夫的用兵,一直保持威严庄重,坚韧不拔,即使司马穰苴这样的名将怎能超过他呢?可惜他自满自足而不虚心学习,能谨守节操但不知恭顺,最后以穷途因窘而告终,真令人悲伤啊!
虽然在司马迁的笔下,周亚夫的一生有某种宿命的成分,但他对其还是以褒赞、肯定为主的。
(六)关于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是因为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这在历史性著作中很少;说它是“无韵之离骚”,大概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
小结:从以上对于课文相关内容的溯源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诸篇时,融入了自身的情感,更因其自身因说话过直而惹怒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他必然对那些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之士更多一份同情与理解。周亚夫这样一位治军严明、个性刚直的名将,汉文帝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与信任,而同样是他,在汉景帝时就是因为说话耿直而被削职入狱,最终含愤郁闷而死。司马迁在以肯定的语气表现周亚夫的耿直品性时,更是以曲笔表现了汉文帝的识才、爱才之英明。联想到作者自己在汉武帝时因李陵案而受牵连获罪,我们可以因此感受到,司马迁在撰写此篇时,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胸中之块垒”。这样来解读课文《周亚夫军细柳》,可谓是走入了司马迁的心灵世界,对作者是最大的尊重。
教学《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时,建议阅读《绛侯周勃世家》,帮助理解司马迁笔下的周亚夫与汉文帝的形象;如能进一步阅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文,更可以感受到受宫刑后司马迁身心所受的双重痛苦。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含悲忍垢,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平。就此赋的行文及感情,可推定约为其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进行强烈的控诉和批判。
我在对课文《周亚夫军细柳》一文的溯源过程中,对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就的《史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抽空拜读。教材中有选自该书的其他课文,如《陈涉世家》等,相信阅读原文一定可以增进对课文的了解。